民居型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山西大院民居为例

民居大院景区是人文景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山西省136个“山西大院名居型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确定坐标基本地理信息。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大院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山西11个地市的136个大院景区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较均匀状态。（2）山西大院景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七个明显密度集聚中心与两个密度集聚区域，整体分布方向将沿东北—西南方向布局。（3）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晋中、晋城为依托的周边地区。（4）高程空间格局显示，74.26%的大院景区海拔高度在1500m~2500m范围中，海拔从宏观上影响大院景区的总体空间格局。（5）大院景区整体距河流平均距离为2.3km，且具有沿河流走势分布的特征。（6）大院景区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表现为中心-外围逐渐递减的特点。     

大都市旅行社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市旅行社长期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GIS 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大都市旅行社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探讨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上海市旅行社空间分布由初始的“单核心集聚中心,两次级集聚中心,各集聚中心分散”的分布格局,发展到当前的“环形核心集聚区,C 型次级集聚环,各集聚中心连接”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旅行社空间扩张方向上,由市中心不断向西、向西南的扩展趋势更加明显,向东、东北方向扩展较弱。旅行社空间扩张趋势上,向各级商业区、景点景区、人口聚集区等周围不断扩散。旅行社空间集散的总体演化特征呈现出由分散―低集聚―高集聚的演化态势,并且集聚程度不断加强。旅行社产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化受到城市空间格局、人口分布、区域开发、旅游资源、接待能力、交通等综合作用的影响。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基于水环境保护的流域景观格局 优化理念初探

流域范围内因水体的联系使得不同类型景观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紧密, 因而景 观格局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流域内水体质量。着眼于流域尺度上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必须合理考虑 景观斑块的类型、格局和空间分异等特征, 尽可能地减少非点源污染输出量, 从而降低水体遭受 污染的威胁程度。本研究从水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以“源”“汇”景观在镶嵌组合和空间分异方面 利用的适宜性作为优化依据, 以“源”“汇”景观空间分布的关键地段作为研究战略点, 同时考虑 “源”“汇”景观在数量、空间和转换成本等方面的客观约束条件, 将景观数量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 优化进行有机结合, 最终确定了流域尺度上以调控非点源污染、保护水体质量为目标的景观格局 优化研究的概念框架。本研究不仅为解决流域尺度上非点源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 角, 而且为降低景观类型及其格局对水体质量的威胁程度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优化方案。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特征

基于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数据，以县（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藏传佛教在青海发展演变模式。结果表明：①在时间分布方面，根据藏传佛教寺院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划分为4个阶段：宋元属萌芽阶段，明属初期发展阶段，清属快速发展阶段，近代（截止1995年）属稳定发展阶段；②在空间分布方面，存在着分别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双核集聚”空间分布密集区；③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东多西少，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增强，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④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特征显著，在寺院空间自相关演变趋势中，青海省“扩散型”区域的范围逐渐扩大且呈相对独立的“团状”分布，“落后型”区域呈连续的大片“块状”分布。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产权变化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及其机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以佛山南海区为例，采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多种数据，运用遥感影像人机交互解译、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87年以来南海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产权变革的响应。结果发现，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分为3个阶段：即土地有偿投包制阶段（1987-1992年）、土地股份合作制阶段（1993-2002年）和土地紧缩及“三旧”改造政策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阶段（2003-2013年），这3个阶段土地产权的演化具有以土地的“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其中心转变的趋势，这是市场需求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土地由资源转变为资产及资本的过程。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与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及规律性。土地利用在不同时段变化的速度、强度和结构等对土地产权变化的响应明显，其空间格局也同样呈现“农用地集聚-乡村工业化破碎格局-集聚与破碎化共存”3个阶段性变化特征。南海区土地利用变化是众多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诱致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及调节机制。宏观上，土地股份制改革和分散的管理体系导致了土地利用的粗放扩张和破碎化格局；微观上，不同土地利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及产权割裂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未来经济转型与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如何针对土地产权变化新趋势，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空间优化的关键。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等分析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圈层分布格局较为明显;2）其总体上属于集聚型分布,但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类型差异显著;3）其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片状与点状”并存的格局,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格局差异较大;4）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受城市等级、交通、河流以及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性较大,高速公路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的作用突出。最后,结合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甘肃省87个县区、县级市及自治县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简称“五化”）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五化”协同发展模型,对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甘肃省各市州科学的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显著,协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五化”发展水平和综合水平较低,协同水平总体不高,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同为主,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大;“五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财政支出 > 地形起伏度 > 城乡居民消费差 > 降水量。     

中心城区城市增长的情景模拟与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1993-2008 年间4 个时相的遥感影像,应用SLEUTH模型模拟与预测自组织和规划引导两类情景下泉州中心城区的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并借助空间关联法分析其城市增长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为“两规”空间协调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SLEUTH模型适用于研究区的城市增长模拟与预测,其对城市用地扩展的数量拟合要优于空间匹配,可作为多方案情景模拟的一个技术手段。② 规划引导预案的MPS、ED、AWMSI、MPI 四类景观指数均优于自组织预案,城市用地斑块的整体性、连接性较优,未来城市发展较为紧凑,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城市的集聚发展。③ 随预测时间推移,研究区城市用地扩展的速率以及空间集聚性将有所减弱,城市增长的热点区也会发生演变与迁移。2008-2020 年,热点区分布总体呈现“圈层式”结构,局部以“跨江发展”为主要特征;2020-2030 年,热点区总体布局较为发散,局部则呈“环湾发展”与“孤立分布”特征。本研究将情景模拟、景观指数、空间分析等方法有效结合,有助于深刻理解研究区的城市空间增长过程,可为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及地理背景研究

选取伊犁河谷为研究区,探讨了夏朝以来的1 029处遗址时空分布和地理背景。结果表明：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依次为“河岸阶地→河流谷地、谷地的丘陵和高阶地→低起伏低山和低丘陵→冲（洪）积平原、河谷平原”。遗址分布范围分别经历了“分散”、“扩大”、“收敛”、“集中”的演变,其空间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演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其分布中心经历了从河流“中上游→下游”的演变。遗址集中分布于第2～8级（601～1 300 m）高程和第1～5级坡度（0～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表现出从高海拔、高坡度向低海拔、低坡度转移的趋势。古遗址数量、规模均以宋元明时期最高,而古墓葬则以春秋-秦时期居首。古墓葬遗址主导文化经历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乌孙文化”的演变过程。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ESDA的西北地区公路网分布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了2004-2010年西北地区市域尺度的公路网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变化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公路分布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公路网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全局正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公路网空间差异趋势愈加明显,公路网集聚模式发生明显变化的区域集中在陕甘宁交界地带,“陕南-关中-陇东-青东”地区形成公路网“高-高”集聚类型分布的连绵区域,“低-低”集聚类型区域分布在河西走廊、新疆、青海地区;（2）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规模数量呈增长态势,其中“西安-兰州-西宁”地区的公路网密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已形成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交通带;（3）自然环境状况是约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基本条件,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公路网分布差异的重要驱动力。     

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耦合研究——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以景观美和生态美的关系研究为基点,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平衡不完全区组比较评判法,实证分析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的耦合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案例地整体景观破碎度较高,但不同景观组分受到人为干扰的程度不同,景观斑块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较为适中,但斑块面积、空间分布及空间集聚度存在结构性差异;2）本地居民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景观审美感知较好,但更偏好“十里秦淮”优美的自然风光及蕴含丰厚城市记忆要素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3）总体上,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存在耦合互补与和谐共生的关系。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特色不断缺失,“去地方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代表,其担负的城市记忆和文化传承功能,应该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估算及其特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昼夜差异是配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和制订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之一。但由于国内目前没有区分昼夜的人口统计数据,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极为薄弱。本文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媒介,构建基于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时空行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关系模型和基于差异化面积权重的城市人口空间化模型,旨在以格网为单元来估算城市昼夜人口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估算了海淀区的昼夜人口规模,分析了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相对于夜晚人口具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并具有更显著的集聚特征。② 城市昼夜人口表现为多种空间耦合关系,包括“三明治”模式、“镶嵌”模式、“辐合”模式、“单体”模式等。③ 城市路网的昼夜利用与人口的昼夜分布有较高的相关性,白天人口分布对路网扩张有显著影响。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折射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诸多因素,例如“旧住宅区”的分布、产业新区的建设、城乡发展差异等,以期对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河西走廊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深入研究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利用河西走廊15个县（市、区）的调查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测算村民关联的水平,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法测评村民关联的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村民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河西走廊地区村民关联水平普遍较低,空间格局差异明显,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2）河西走廊村民关联具有“点-带-团”状结构特征。村民关联水平较高的县级单元主要处于石羊河流域,形成了分值较高的聚集“点”;村民关联较低的疏勒河流域的敦煌市、玉门市、瓜州县形成了低值分布“带”;张掖市、酒泉市所辖县形成了村民关联低值“团”。（3）村内因子和村间因子与村民关联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村内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而村间因子形成了河西走廊东部和西部的高值聚集中心,呈现出空间地域上“两头高中间低”的“哑铃”结构。剖析村民关联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为促进农地制度有效合理变革进而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提出保护农地权益的合理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