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对其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以岳麓山风景区为例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以自我决定动机为中介变量、地方依恋为调节变量的调节中介模型,旨在从心理动机层面探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生态价值观对内部和外部动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内部和外部动机进一步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依恋对生态价值观与内部动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制定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时,应考虑利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地方依恋和自我决定动机的多层作用关系,以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乡村旅游主客互动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

东道主和游客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旅游体验价值为中介,探讨乡村旅游主客互动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实地数据调研,运用SPSS,AMOS,BOOTSTRAP多元统计技术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主客互动中的社会互动维度和互动质量维度对游客公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体验价值在社会互动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以及互动质量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服务互动对游客公民行为的驱动效应不显著。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

基于“地方依恋”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SCI)模型”基本理论,通过构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通径分析、相关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苏州观前街历史街区型购物场所顾客地方依恋对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购物抱怨及购物忠诚度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②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购物抱怨的直接负向影响显著、通过顾客购物满意度对购物抱怨具有间接的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③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及以购物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均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增进观前街与顾客之间人地情感联结关系,以提高顾客游憩及休闲购物满意度的主要途径。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沙漠旅游区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以响沙湾旅游区为例

随着旅游网站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根据携程网的点评信息做出旅游的决定。本文构建携程网点评的信息特征对沙漠旅游区游客行为意向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携程网响沙湾的旅游点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在线点评的质量特征和效价特征正向影响游客行为意向。（2）在线点评的质量特征和效价特征正向影响点评可信度。（3）点评可信度对游客行为意向起到正向影响。（4）点评可信度是点评质量和点评效价与游客行为意向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为沙漠旅游区营销管理提出相关建议,从而提高沙漠旅游景区在游客心中的可信度,增加游客的到访率,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以情绪和体验质量为中介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丝绸之路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影响关系研究

为探究世界遗产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点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研究将遗产诠释分为现场遗产解说与非现场遗产传播两部分，并以旅游体验为中介变量，游客特征为调节变量，构建“遗产诠释-旅游体验-重游意愿”的结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1）非现场遗产传播正向影响现场遗产解说；（2）遗产诠释需要通过深刻的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影响重游意愿；（3）遗产诠释与重游意愿的影响关系部分受游客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调节，其中非现场遗产传播更能在高文化程度的游客中发挥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作用，同时更能在男性游客中发挥其对旅游体验的影响作用。     

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590位有过安徽汤池旅游经历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旅游动机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游后行为意向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的认知形象因子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和效应,总体而言,旅游设施与活动和温泉品质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要大于旅游交通和整体环境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旅游动机在特定形象因子影响游客满意和重游意向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地说,旅游动机正向调节了旅游交通形象对游客满意的影响,负向调节了设施与活动形象、正向调节了温泉品质形象对游客重游意向的影响。     

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2020年5月至10月间有过出游经历的317个家庭旅游决策风险认知、负性情绪以及合作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体验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成员感受到的体验风险越高,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合作意向越强;体验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超过1/4;感染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对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体验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生活风格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的影响——以西安大唐芙蓉园为例

生活美学时代,旅游与生活交织在一起,旅游者的需求和行为正在从匆忙的景观凝视向多元的生活方式转变。生活风格是一种整体偏好,塑造个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习惯。旅游活动呈现强烈的情感消费特征。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SEM）,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选择西安大唐芙蓉园为案例地,探讨生活风格通过情感中介变量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生活风格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旅游仪式感和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用下,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产生重要间接影响。2）生活风格对游客的旅游仪式感、真实性感知和自我认同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仪式感、自我认同感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真实性感知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未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九寨沟地方特质与旅游者地方依恋和环保行为倾向的关系

引入地方特质作为外生变量,构建旅游者地方依恋与环保行为倾向的结构模型,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为对象,探讨了自然观光地地方特质与旅游者地方依恋和环保行为倾向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 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的环保行为倾向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② 地方特质对旅游者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九寨沟地方特质是旅游者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因素;③ 地方特质通过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保行为倾向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是解释九寨沟旅游者环保行为倾向的有效因子,也是旅游者地方依恋与环境行为倾向关系中重要的影响因素;④ 九寨沟地方特质不同维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显著的地方特质（自然环境属性）具有更明显的影响效应。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城际列车对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基于2010—2019年新疆市域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归纳城际列车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通过熵权法测算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城际列车对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呈非均衡化的上升趋势，演化格局为“单中心辐射型→双中心放射型”。（2）城际列车有效提升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影响北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伴随负向调节效应，未显著影响南疆但伴随正向调节效应。（3）城际列车显著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等水平市域，未显著影响高水平和低水平市域。（4）城际列车对维度层影响机制的显著正向效应依次为创新>共享>绿色>开放，对协调发展维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铁路+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助力探索城际列车与旅游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模式。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雨养农业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及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厘清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类型以及农户属性、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至关重要。论文将适应行为分为技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和迁移性行为3类,并构建了以气候变化感知为中介变量的“属性-感知-适应”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在对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会优先选择技术性行为,其次是经济性行为,选择迁移性行为的农户最少;② 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③ 根据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将多变量路径分析模型分解为3类：完全中介模型、部分中介模型和无中介模型。通过分析以上3种模型可以发现,农户属性对适应行为既有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也有不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直接影响,说明适应行为的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感知,农户属性对于适应行为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提高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森林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意愿"理论,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地,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理论,分析环境知识(认知)、环境敏感性(情感)和地方依恋(态度)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知识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敏感性,但并不直接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其中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是环境知识和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要突破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培育游客自发的亲环境行为,探索通过增加游客环境知识、提高游客的环境敏感性、培育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等旅游地游客环境行为管理创新措施。     

以环境知识为调节变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机理研究

为检验旅游者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的直接效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及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模型检验工具,分析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收集的546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环境关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尤其是遵守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地方依恋在该路径(尤其是环境关心→主动型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地方依恋与遵守型行为的关系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可通过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和地方依恋水平、根据其环境知识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教育策略来有效促进其环境责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