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

从游客视角出发,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游记进行质性分析,探讨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促使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过程受到集体记忆感知、旅游体验、情感依恋、功能依恋、依恋行为和文化特性6个主范畴的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感知是产生地方依恋的心理归因,也是游客体验文化旅游地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的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共同作用于游客的依恋行为;文化特性调节了集体记忆感知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研究: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

居民态度是影响旅游地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借助态度ABC模型的标准学习层级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的形成机理，并对地方依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主要受正面影响感知和积极情感的影响，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的经济与社会作用感知能激发其对旅游发展的满意感，并抑制对内地自由行游客的厌恶感，社会成本感知将导致居民对自由行游客的厌恶感，居民满意感对其支持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澳门居民态度形成过程中发挥部分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澳门居民对自由行政策支持意向的管理举措。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基于ITCM的旅游者地方依恋价值评估——以九寨沟风景区为例

旅行费用法(TCM)已被广泛运用于旅游地的游憩价值评估中。地方依恋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价值的评估对旅游地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九寨沟风景区为案例地,按不同交通工具分类测量了旅游者的旅行费用并构建了旅行费用与地方依恋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从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九寨沟游客旅游需求的增长。通过ITCM计算消费者剩余,得出地方依恋对九寨沟总体游憩价值的贡献率为5.6%,直观反映了地方依恋对景区的经济推动作用,对地方理论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运用及旅游地地方性的营造和整体形象的提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粤港澳大学生的美展感知及地方感影响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Beerli和Martin等编制的旅游体验及地方感研究量表,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粤港澳大学生游客的美展感知与地方感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感知及粤港澳地方感的产生受到5个变量维度的影响：认知形象、旅游涉入、社会联系、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② 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认知形象、旅游涉入和社会联系都对粤港澳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旅游涉入、社会联系及粤港澳地方认同都对粤港澳地方依恋也具有显著影响,而认知形象对粤港澳地方依恋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未获支持;③ 粤港澳与非粤港澳两个大学生群体在旅游涉入与粤港澳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与粤港澳地方依恋的关系中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验证艺术旅游地在提升游客地方感中发挥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590位有过安徽汤池旅游经历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旅游动机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游后行为意向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的认知形象因子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和效应,总体而言,旅游设施与活动和温泉品质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要大于旅游交通和整体环境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旅游动机在特定形象因子影响游客满意和重游意向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地说,旅游动机正向调节了旅游交通形象对游客满意的影响,负向调节了设施与活动形象、正向调节了温泉品质形象对游客重游意向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红色旅游动机维度分异与体验效应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构建后疫情时代红色旅游动机、体验和情绪反应测量量表,分析探讨疫后游客前往红色旅游地的原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红色旅游动机维度分异与体验维度之间的因果关联,以及情感反应对旅游体验的作用。结果表明：(1)动机维度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偶发性动机、疫后社会因素动机、疫后社交动机、疫后游憩动机、求知自发性动机和情感自发性动机,情感自发性动机和求知自发性动机是游客游览红色旅游地的主要动机,表明疫后游客的民族认同感攀升,对红色革命历史的求知欲较强,疫后游憩和社交欲望也较强烈;(2)游客内部动机情感自发性和求知自发性动机正向显著影响认知体验、情感体验和意志体验,游客出游自主性体验感较强;(3)游客红色旅游的积极情绪和积极的负向情绪对认知体验、情感体验和意志体验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前往红色旅游地能激起游客对现实的思考,体验感较强。     

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对其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以岳麓山风景区为例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以自我决定动机为中介变量、地方依恋为调节变量的调节中介模型,旨在从心理动机层面探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生态价值观对内部和外部动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内部和外部动机进一步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依恋对生态价值观与内部动机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制定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时,应考虑利用旅游者生态价值观、地方依恋和自我决定动机的多层作用关系,以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游憩环境、游憩体验对游客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以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为例

以往对于旅游地的研究多关注"游憩体验-游客满意度-游客行为意向"的因果关系,却忽视了旅游地的游憩环境因素与其它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对于环境服务功能显著的生态旅游地尤为如此。以海南省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为案例地,从游客感知的视角,探讨游憩环境、游憩体验、游客满意度及其行为意向等多维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以游憩环境和游憩体验为前因变量、游客满意度和游客行为意向分别为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检验这些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游憩环境-游憩体验-游客满意度-游客行为意向"的因果关系模型成立,它们构成游憩历程中具有递进性逻辑关联的多维变量;游憩环境作为首要前因变量,对游憩体验、游客满意度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气候条件"和"景观资源"是游憩环境形成正向影响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中,"舒适宜人的气候"是气候条件需求中的核心要素,"富有生态环境教育功能"是景观资源中受游客关注程度较高的因素;以游憩环境为背景条件的另一个前因变量——游憩体验对游客满意度形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获得"与"服务水平"是形成良好体验效果、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可以开展多样化体验活动"是影响"环境获得"的关键要素;"导览解说生动有趣"是影响游客对"服务水平"感知的核心要素。     

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 ——以岳麓山为例

基于道德动机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基于利己动机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综合模型,检验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表明：与单一理论模型相比,综合模型对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相对较高;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属、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正相关,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8、0.50、0.70和0.66;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0和0.51,而生态世界观对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游客的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景区可以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和利用环保志愿者的监督、劝解以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游客也应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在旅游活动中增加关注环境行为的旅游体验。     

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与社区公民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调查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地情感关系对社区治理效能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抽样调查,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建模分析,对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满意度对地方依恋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作用;(2)相较于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预测力,地方依恋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利他主义行为与公民美德行为,而地方满意度仅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3)地方满意度可以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间接驱动三类社区公民行为发生。基层管理者应将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作为基础性工作,同时更注重居民社区依恋情感的培育。     

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形成机制——以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生态旅游目的地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认知角度出发,实证分析旅游者环境知识、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四个解释变量在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借助于SPSS 22.0、AMO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知识在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环境友好行为的总效应最大,标准化总影响系数达到了0.576;(2)环境知识是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的重要前因变量,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479、0.484、0.436;(3)环境态度是环境友好行为重要的直接预测指标,在环境友好行为的三个直接影响变量中,环境态度对环境友好行为(0.370)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价值(0.258),感知消费效力(0.158)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结果为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激发及培育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主观心理视角的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公众环境行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BN）以及计划行为论（TPB）为基本借鉴理论,融合旅游活动特性,构建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以结构方程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受到特定环境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旅游地意象3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特定环境态度的影响最突出,感知行为控制次之,旅游地意象略弱;主观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在受到环境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作用于游客特定的环境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旅游地意象要素直接影响特定环境态度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     

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对迁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认知能力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论文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非认知能力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联结即地方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路径,进而探究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3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地方依恋在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地方依恋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论文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范畴,可为促进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以环境知识为调节变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机理研究

为检验旅游者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的直接效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及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模型检验工具,分析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收集的546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环境关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尤其是遵守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地方依恋在该路径(尤其是环境关心→主动型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地方依恋与遵守型行为的关系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可通过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和地方依恋水平、根据其环境知识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教育策略来有效促进其环境责任行为。     

农户参与旅游决策行为结构模型及应用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及定性研究确定构成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决策行为的可能影响因子,即涉及农户对社区旅游地开发基础认知、旅游地归属感、旅游开发影响感知、农户参与能力、农户参与态度、农户参与决策、旅游地开发偏好、参与旅游行为等8个结构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了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农户参与决策行为结构概念模型,提出了6个假设。并与实践结合,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借助于结构方程专用软件 (Lisrel),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加以拟合,确定了各要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验证了6个假设,提出的6个假设基本正确。结果表明：① 农户的旅游开发基础认知对其旅游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但不十分显著 (0.35);② 农户的地方认同感是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0.89),其次是农户旅游影响感知 (0.75);③ 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直接影响其旅游参与决策行为 (0.85);④ 农户参与能力对其参与旅游决策也有正向影响,但由于农户的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户参与能力,两者之间不十分显著 (0.35);⑤ 农户的旅游参与旅游决策行为进一步影响了农户的旅游地开发偏好和参与旅游行为 (分别为0.91、0.48)。最后指出了提高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措施,决策行为模型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满意度与忠诚度间关系研究

选择能够反映观光旅游者心理特征的多样性偏好变量,引入已有的地方依恋、满意度和忠诚度关系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多样性偏好对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满意度与忠诚度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观光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对满意度、满意度对忠诚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观光旅游者地方认同对忠诚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而地方依赖对忠诚度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2)多样性偏好对观光旅游者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及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观光旅游者的多样性偏好越强烈,其满意度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越弱,其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也越弱。     

旅游者服务感知、地方依恋与忠诚度——以厦门为例

旅游者忠诚度是近年来旅游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但以往研究忽视了旅游者情感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从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视角,综合旅游者服务感知、地方依恋以及忠诚度理论,构建了忠诚度驱动因素模型。选取国内休闲旅游地——厦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厦门旅游者服务感知共有"接待服务感知"、"景区服务感知"和"公共服务感知"三个维度;2公共服务感知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景区服务感知,而接待服务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3总体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忠诚度,且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实现;4对于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对忠诚度的影响效应更大。该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服务感知→总体满意度→地方依恋→旅游者忠诚度"的复杂影响路径,也证实了自我调节态度理论的评价—情感响应—行为响应顺序在目的地管理层面的适用性。因此,要求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在实践中必须全面提升目的地服务质量,改善景区服务水平,注重旅游者情感体验管理,培育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

基于“地方依恋”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SCI)模型”基本理论,通过构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通径分析、相关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苏州观前街历史街区型购物场所顾客地方依恋对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购物抱怨及购物忠诚度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②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购物抱怨的直接负向影响显著、通过顾客购物满意度对购物抱怨具有间接的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③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及以购物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均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增进观前街与顾客之间人地情感联结关系,以提高顾客游憩及休闲购物满意度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