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视角下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基于空间句法的福州市主城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可达性分析

空间可达性是影响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合理性以及服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福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句法评价方法,从全局可达性、局部可达性、感知可达性3个方面对研究区范围内现有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进行可达性测度。结果显示:福州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全局可达性、局部可达性、感知可达性总体较好;但仍存在部分空间"错位"现象;同时,马尾区租赁点的全局可达性和感知可达性都弱于其他四区,亟待加强。在此基础上提出辅助性建议,以期促进福州市主城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基于改进3SFCA的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以海口市为例

公共医疗设施配置合理与否影响城乡居民健康和福祉,科学客观测算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公平可达性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地区人口规模较小且分散居住,居民就医行为有别于城市居民,2SFCA或3SFCA方法难以客观揭示乡村地区人口分布规律和就医出行特征,导致评估乡村地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时效果不佳。论文根据海口市乡村居民就医出行规律选择距离衰减函数,格网化研究区形成人口需求点,考虑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对居民就医的吸引,改进了3SFCA算法,建立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可达性与空间公平性评估方法体系,并以海口市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基于改进3SFCA法建立的可达性评价模型可以获得更精准客观的评价结果;② 海口市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可达性整体较差且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分布在东部的三江、云龙及甲子镇,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研究区西部;③ 海口市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配置的公平性不佳,少量的高和较高公平等级区域均位于中低人口密度区,而低和极低公平等级区域覆盖了广大的高人口密度区,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亟需改善。     

基于出行链的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点可达性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点与精细尺度人口分布数据,构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全过程出行链,分析充电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及充电后的步行活动累积机会。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与累计机会法,运用空间自相关聚类,解析新能源充电站点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六环内充电桩的可达性显现中心集聚特征,呈现同心圆圈层结构,且随距中心距离增加而递减。② 公共充电站点分布与人口、道路网络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③ 北京市车均公共充电桩可达性为0.09个;以四环线为界,充电设施空间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在五环至六环区域存在供给缺乏区域。基于出行链视角的充电可达性研究同时考虑了充电供需匹配程度以及充电站点位置对车主的吸引能力,为进一步优化新能源公共充电设施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厦门城市空间出行便利性及小汽车依赖度分析

提升步行与公共交通、抑制单人驾乘小汽车交通,是城市交通绿色低碳化发展的主导原则,了解掌握城市各区段的步行、公交、以及小汽车交通状况是相关决策的前提。以厦门市为例,基于城市路网、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方面大量数据资料,借助ArcGIS软件工具,从绿色交通视角出发,对城市空间的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小汽车潜在依赖度的测度评定方法以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索分析。结果表明:步行可达性、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以及小汽车潜在依赖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段差异;步行可达性较差的街区往往也是公共交通便利通达性较差的街区,从而亦成为小汽车潜在依赖度较高的街区;厦门本岛老城区一带情况相对最好,而岛外广大新开发区域则情况堪虞,由于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的不足与滞后,岛外新区极有可能形成高度依赖于小汽车交通的劣质交通结构。     

基于多交通模式的长春市公园绿地空间可达性研究

城市公园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百度地图路径规划API及腾讯宜出行大数据,采用集成多种交通模式（步行、公交、驾车）的引力模型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综合测度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的空间可达性及其供需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公园绿地空间可达性随出行方式和时间观测阈值的变化而改变,各社区可达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可达性较好的社区多分布于城市公园、河流及轨道交通沿线;低可达性社区主要位于城市东北、西南向外围边缘区域。② 从不同交通模式来看,驾车出行的可达性水平要显著高于步行和公交,其出行克服时间成本的能力较强,但驾车可达性的空间差异也高于公交和步行;随时间阈值的增大,不同交通模式可达性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差异。③ 基于供需平衡视角的空间可达性特征显示,中心城区二环、三环区域公园绿地供需匹配较好,供需失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一环内核心区及城市边缘开发区,核心区存在“低供给-高需求”的聚集现象,边缘城区存在“高供给-低需求”聚集现象。     

城市医疗机构分级可达性与空间公正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医疗机构可达性是衡量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均衡的可达性水平是实现空间公正的基础。利用医疗机构、居住点POI数据以及腾讯点位数据,采用基于空间格网的最近设施点法分析,探索了西安市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及空间公正格局。结果表明：西安市医疗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其中,三级医院的15 min圈层分布于主城区;一、二级医院的可达性格局相似,30 min圈层覆盖率超过7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15 min圈层覆盖率达到71.02%,仅有2.04%的居住点未被覆盖。医疗资源空间公正形成了4类区域：综合医疗空间公正区范围覆盖90.88%的居住点,48.13%的城市空间;高等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位于城郊地带;基本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范围狭窄,仅于行政区交界处分布;整体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部和东部的秦岭山区。     

城市道路与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对住宅租赁价格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住房市场化与较高住房需求带来住房价格的迅速提升,进而引发住房可负担性下降等问题,租赁住房逐步成为居民的另一主要择居方式。城市交通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对住宅租赁价格的影响仍需深入探讨。论文以北京市为例,运用交通网络中心性指标,研究道路网络及公共交通网络对住宅租赁价格影响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 以出行时间为基础构建交通网络,公交网络总体拟合程度高于道路网络;公交网络中邻近中心性即相对可达性拟合程度最高,而道路网络中介中心性即中转功能拟合程度最高;② 城市中心-城市中部-城市外围的环状结构中,中心性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道路邻近中心性及公交各类中心性对城市中心及中部具有重要影响,城市外围主要受道路邻近中心性及介中心性影响;③ 基于拟合程度最高的公交网络邻近中心性的影响模式分析,综合交通枢纽、轨道交通换乘站点、轨道交通站点、重要地面公交站点等在城市中心及中部对租赁价格影响较高,而城市外围仅轨道交通站点及换乘站点影响较高;④ 道路设施网络与公交组织网络结构特性导向下的驱动力差异、交通网络各功能空间效应的区位指向、城市不同空间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效应差异促进了道路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对租赁价格影响的空间分异。     

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转型期北京社区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的影响机理：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17年北京市36个小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基于POI数据测量小区尺度上步行道、公园、交通站点、商业设施、学校5类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可达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公共空间对本地居民、外来移民邻里交往的不同影响作用和机理。研究发现,在城市转型与居住分异的背景下：典型公共空间（步行道、公园）在促进邻里交往的作用上不如交通站点、商业设施等准公共空间设施;相较于外来移民,本地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更容易受到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广州市地铁对常规公交出行成本影响及其空间公平性研究

从时间与费用两个角度研究广州市地铁建设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空间公平性。结果表明:① 加权时间与费用可达性均形成“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通地铁后,南部郊区加权时间可达性变化率较大,花都区变化率最低;加权费用可达性高变率地区集中在地铁沿线及边缘地区。② 不乘地铁情境下,CBD等时圈呈同心圆状,80％的居民在50 min以及2元钱花费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乘地铁情境下等时圈沿着地铁网络延伸与扩散,80％的居民在30 min以及5元钱以内能到达最近的商业综合体。③ 无论是否乘坐地铁,出行时间的不公平程度都高于出行费用的不公平程度。番禺区的社区从地铁网络中时间可达性获益最多,最不公平的是白云区的社区,其绝对和相对变化较低;中心城区由于常规公交网络发达,地铁缩短的绝对出行时间较少,而变化率高。地铁对城市内中远距离出行性价比的影响最明显。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北京城区公共交通满意度模型与空间结构评价

以北京市城八氏的公共交通为切入点.探索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分析方法.通过"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将城市实体空间结构的指标与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连系起来.建立了以满意度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体系.并对提升城市空间结构的实体空间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各项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从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区域经济特征、道路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包括公交通达度、人口和经济集聚度、道路密度、区位指标等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构建了以居民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分析定量揭示了公交站点配置、公交通达度、经济密度等凶素对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作用.同时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的优化需充分考虑不同属性的居民群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据此,从城市空间结构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公共交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①市政交通规划的重点应放在五环以内地区;②实现800m公交站点服务面积全覆盖;③加强各地与市区重要功能节点的公共交通联系来提高其通达度;④根据居民的分布和属性特征出台相应的公交服务政策提高不同居民群体的公共交通满意度.     

特大城市医疗公共服务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通常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但普遍存在配置不均的问题。精准地衡量城市医疗公共服务的空间异质性、合理规划医疗公共空间,是实现城市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上海市为例,运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从乡镇（街道）尺度测算医疗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并结合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上海市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分异特征,探讨了影响上海市医疗服务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市医疗公共服务可达性自中心城区向郊区逐渐递减;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外环线以内及其沿线地区,可达性低值区集中在远郊区。医疗资源呈现向心化集聚,满足了中心城区高密度的人口和体量庞大的老年人口就医需求;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均衡,可达性差异较小,而郊区医疗服务的可达性差异较大;上海市医疗服务可达性空间格局受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显著影响,上海市政府医疗财政支付对街道尺度的医疗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作用较小。在未来,在城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中注重人口集聚导向,建立医疗卫生人员双向流动的常态化机制是提升上海市医疗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城市医疗公共设施可达性的重要方向。     

基于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空间可达性研究

针对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问题,应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德清县医疗卫生服务的空间可达性进行评价。具体改进包括：引入核密度型距离衰减函数对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扩展、考虑医疗设施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对不同规模等级医疗机构设置不同服务阈值。计算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德清县域医疗卫生服务空间可达性呈圈层式空间分布特征,高可达性区域主要集中于县城及邻接区域,边缘地区缺医明显;② 基于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和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可达性计算结果具有不同的整体特征,但前者可达性计算结果及空间分布更符合实际。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② 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③ 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基于GIS的合肥市BRT和Metro交通可达性研究

评价了合肥市中心城区的BRT和在建Metro线路对可达性的影响。基于GIS网络分析模拟复杂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应用修正潜能模型指标度量了居民区与CBD、与商业金融中心、与行政中心以及与工业区的可达性,对比有无BRT和Metro两种情景下的可达性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有BRT和Metro时,居民区至CBD的可达性均值变化幅度为45.8%,出行时间从65.5min减至35.5min;居民区至商业金融中心的可达性均值变化幅度为45.7%,时间从74.8min减至40.6min;居民区至行政中心的可达性均值变化幅度为18.9%,时间从104.7min减至84.9min;居民区至工业区的可达性均值变化幅度为37.4%,时间从92.1min减至57.7min。BRT和Metro线路显著地节省了居民出行时间,改善了城市边缘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其中经开区的可达性变化幅度最高,其次是滨湖新区、高新区和东区、老城区、南区、西区和北区。     

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北京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本文尝试利用大量微观空间数据从供需角度评价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空间效率和供需匹配情况,分别采用比例法与最短时间距离法测算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运用定序变量相关法与因子空间叠置法分析公共设施可达性的供需匹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居住小区公共设施总体可达性水平较高。其中,4环以内各类公共设施可达性水平最高,居住小区到公共设施的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高达90%以上;5-6环可达性水平最差,平均时间20分钟内的小区占比在50%以下。高需求高可达性街道比重相对较高,而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主要分布于5-6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在公共设施中,小学可达性最好,而医院和购物中心则更强调空间效率。针对识别出的公共设施的高需求低可达性街道,应从出行方式、公共交通线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对策,化解公共设施的供需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