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CO_2排放区位转移分析

减缓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成效,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引起的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CO2排放量从2000年的9.6亿t增加到2006年的19.1亿t,每年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扣除进口商品使我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CO2,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我国的CO2排放量至少从2.3亿t增加到7.2亿t,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是产生净转移的主要原因.结论主张相关国际协定从排放区位与消费区位相结合的角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综述

通过总结最近国际上关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展,指出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于领土范围的CO2排放统计方法极易歪曲一国CO2排放的真实情况,不仅会引起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碳泄漏＂现象的发生,也会间接地导致全球CO2排放的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较高的能耗水平,事实上为国外,尤其为发达国家排放了数量巨大的CO2。中国不是其碳排放的唯一责任方。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贸易对国家及全球CO2排放的影响应被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继续承担主导作用,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的转让和财政支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除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外,还应加强对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以可靠有利的数据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及情景模拟

控制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落实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指导价值。本文基于IPCC系数法核算了2000—2019年中国省际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刻画了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时空演化规律;基于STRIPAT模型,解析了各地区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影响机理,模拟了不同情景组合下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未来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是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逐渐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2)“胡焕庸线”是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与单位农地面积排放强度高值区的分水岭,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的高值区。(3)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的EKC曲线关系,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仍面临一定的减排压力,各区域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机理存在显著差异。有效减少动物肠道发酵CH4排放,根据区域发展特征制定因地制宜的减排政策是未来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     

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及其定量分析

温室气体排放的科学定量评价是建立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确定各国合理的减排责任、部署国际减排行动的基础。通过系统阐述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评价指标(国别排放指标、人均排放指标、GDP 排放指标和国际贸易排放指标等), 并通过定量评价剖析这些评价指标的优缺点及其局限性。讨论了发展科学、公平和易于广泛接受的新评价指 标的可能性。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提出了“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 的新指标, 以客观定量评价世界各国工业化以来温室气体历史累积排放量的当代人均量。新指标的结果显示, 英美等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 水平。还提出并讨论了人均单位GDP 排放量、消费排放量、生存排放量等潜在的评价指标。     

中国对外贸易虚拟局地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分析（英文）

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一直以来在国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相对而言,国内社会仍更多地关注直接的空气污染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局地空气污染物的治理问题。局地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密切的同源性,主要都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作为全球生产链中的"加工厂",贸易是排放的一大重要驱动因素,对外贸易中隐含着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本文主要研究了从2000-2009年间,基于消费端的局地空气污染物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协同关系,并进一步对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局地空气污染物与隐含温室气体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对空气污染物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更有效可行的政策建议。结果显示,无论是基于消费端的排放,还是贸易中的隐含排放,局地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之间,都存在着强协同关系。局地空气污染物的管控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一个内生动力。分析得到,在2000-2005年间,通过对贸易隐含局地空气污染物采取管控措施,出口隐含局地空气污染物每减排1吨,可相应减少27.1吨的温室气体排放;2005-2009年间,每吨出口隐含局地空气污染物的减少,可减少32.4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由此得出结论,对空气污染物的治理,可以同时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做出重要贡献。     

作物—牲畜—生物能源综合系统对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的影响评估

对农作物和畜牧业生产系统中的剩余秸秆和粪便进行生物能源化利用,不仅有利于缓解作物—牲畜系统农业剩余物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还能通过最终产品的使用来抵消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文构建了一个作物—牲畜—生物能源一体化的综合系统框架,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了2010—2019年中国及各省份作物和畜牧生产系统中各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对比了作物—牲畜—生物能源综合系统和传统系统在不同生产环节的排放差异,评估了综合系统对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作物秸秆管理、牲畜肠道发酵和作物生产能源消耗贡献了基准情景下中国主要的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作物和牲畜系统中温室气体来源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环境影响强度在部分地区或省份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中,华东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0.73×10^-2),新疆的增幅最大(0.63×10^-2)。(3)作物和畜牧生产系统中可利用的剩余秸秆和粪便数量可观,综合系统对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起到缓解作用,全国范围内缓解程度不同,最大时可减缓约67%的环境影响。     

《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履约相关状况及其驱动因素初步分析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评估了《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进展情况。研究发现,受金融危机等经济活动的影响,2008年~2011年期间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从国别排放看,伞形国家的碳排放量自1990年始,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基本无望;欧盟国家整体完成了8%的减排目标,但各个国家完成情况不尽相同;经济转型国家减排幅度最大。通过能源利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分析减排力度较大国家的排放轨迹,发现欧盟国家主要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表现为煤炭比重下降和天然气比重上升)和外贸转移排放实现排放强度的降低,而经济转型国家的排放变化主要缘于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总体来看,缔约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基本稳定,能源利用强度与碳排放强度降低趋缓,在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下减排潜力有限。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研究进展

温室气体清单反映了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的状况,是制定与衡量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的基础。虽然联合国规定了国家清单采用生产者责任方法编制,但很多研究认为该方法存在“碳泄漏”,容易造成发达国家转移减排责任等问题,并提出了其他清单编制方法。本文对已有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研究进行了总结,将其归纳为3大类:生产者责任方法、消费者责任方法和生产—消费者共同责任方法,并进一步总结了3大类方法下的多种估算方法;通过图表、数据等方式分析了各类方法的原理、优点及局限性。通过已有的研究分析推断,未来一段时间内生产者责任方法仍将是推荐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最后展望了我国国家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研究方向。     

崇明东滩湿地CO2 、CH4和N2O 排放的时空差异

通过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研究了长江口崇明东滩四类典型湿地(围垦湿地、高潮滩、中潮滩和低潮滩)CO₂、CH₄和N₂O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生长季尺度下,CO₂、CH₄和N₂O均以排放为主;在昼夜尺度下,CO₂和CH₄在夜间排放量大于白昼排放量,而N₂O的排放高峰出现在下午;在潮水退去、潮滩暴露初期,CH₄和N₂O有大量排放,CO₂正好相反。崇明东滩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自岸向海有明显的梯度变化,总体趋势是越近岸通量值越大。观测与实验表明,温度、潮汐、土壤理化性质、植物和土地利用变化都对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滨海潮滩湿地特有环境因子潮汐以"淹没—暴露"光滩沉积物的方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中国各省甲烷排放量初步估算及空间分布

CH₄是除CO₂以外的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大气中含量最丰富的有机痕量气体。估算我国甲烷排放量对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重要的意义。采用2006年IPCC清单指南推荐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适合我国的排放因子,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对2000～2005年我国各省煤炭开采、废弃物管理、生物质燃烧、水稻种植、牲畜反刍、粪便管理等排放源的排放量分别做了估算,并得到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与1994年相比,我国甲烷排放总量有所增大,1994年排放总量为34287Gg(1Gg=10⁶kg),至2005年增加到41493Gg,主要是煤炭开采甲烷排放量增加趋势最为明显,但是与我国GDP增加速度和能源使用量增加速度相比,我国的甲烷排放还是有所控制的。在空间分布上来看,各省排放量地区差异明显,CH₄排放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部分直辖市排放量较低,另外各省排放源的配置也各不相同,主要与各区域排放源的变化有关。     

中国碳排放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经验分析(英文)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impact factor to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a country.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WTO in 2002,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 ar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Using the recent available input-output tables of China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ata,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effects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effects by analyzing the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between 2002 and 2007.The re-sults showed a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exporting behavior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trade.From 2002 to 2007,the proportion of net exported emissions and domestic exported emissions in domestic emissions increased from 18.32% to 29.79% and from 23.97% to 34.76%,respectively.In addition,about 22.10% and 32.29% of the total imported emissions were generated in processing trade in 2002 and 2007,respectively,which were imported and later exported emissions.Although,most of the sectors showed a growth trend in imported and exported emissions,sectors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equipment,chemical industry,and textile were still the biggest emission exporters,the net exported emissions of which were also the largest.For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technology improvement may be the most favorable and acceptable way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t present stage.In the future negotiations on emissions reduction,it would be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to include the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accounting the total emissions of an economy.     

中美商品贸易的碳排放转移研究(英文)

中美两国均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双边贸易额巨大。由于两国在基础设施、技术、装备水平、能源综合效率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使得通过中美商品贸易,美国将大量的碳排放转移到了中国。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能源与贸易3个系统,建立了基于国际商品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模型,并分别测算了1997与2002年中美商品贸易中各相应部门的碳排放转移量。研究表明:(1)1997与2002年,基于中美商品贸易的中国产业部门通过出口转移到美国的载碳量分别达到4010.13×104 与5056.21×104 t C,分别占中国相应产业部门载碳总量的6.61%与8.33%;而美国产业部门出口到中国商品的载碳量仅为290.65×104与335.61×104 t C,相应的仅占美国产业部门载碳总量的 0.53%与 0.66%;(2)1997 与 2002 年,中美商品贸易的碳转移总量分别达 3719.75×104与4719.60×104 t C,其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业是主要的碳转移部门。(3)1997与2002年,通过国际商品贸易,美国分别有相当于其相应部门碳排放总量的6.77%与9.32%的碳被泄露到了中国,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潜在贡献,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     

区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进展与展望

区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是导致区际碳泄漏、碳减排权责失衡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对全球碳排放格局及碳减排效果影响重大。研究区际碳转移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和内在驱动机理,研制针对性碳转移优化调控方案,对提升区域整体碳减排效率和经济生态综合效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对国内外区际碳转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重点总结了对中国省际隐含碳转移问题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应用情况,展望了区际贸易碳转移问题未来研究的方向：进一步重视国际、省际碳排放转移间的协同研究,揭示区际碳排放转移的动态驱动力及驱动机理,探索创新基于共同责任的省际碳转移减排机制等。     

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核算及全球环境压力

因区域间贸易而转移的碳排放对于全球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碳排放核算及其减排责任划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和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本文核算了全球39个主要国家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全球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从以净流出为主的中国和俄罗斯来看,尽管贸易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但随之会产生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于美国和欧盟等地区来说,这些国家或者地区通过全球贸易规避了大量的碳减排责任。此外,在全球贸易中,区域净流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越小,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的区域碳排放量就越大,故而在全球减排目标分配中承担的减排任务也需相应地增加。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净流出量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亚洲和东欧等地,而净流出量最小的地区主要是以西欧和北美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为主。其次,就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下的全球环境压力而言,人口因素和富裕程度是导致全球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逐渐提高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缓解全球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道路交通节能减排途径与潜力分析

交通运输行业是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油品消耗行业,也是实现低碳生活发展路径的重点行业。基于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量现状分析,本文提出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发展小排量汽车、降低机动车单耗、控制排放物标准等四种挖潜减排途径,并利用排放量估算和情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道路交通减排潜力进行了预测。按照高中低度三种减排情景发展,测算出2015年及2020年减排量,为实现至2020年我国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提供科学基础。研究认为:2010-2020年是中国交通运输行业高速发展阶段,要满足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我国需要实施更严格的产业和环境政策,若强化低碳情景模式,则2015年、2020年的碳排减少量分别约为2183万t、7148万t,达到我国道路交通部门的最大减排潜力。     

区域贸易视角下中国省域隐含土地流动研究

随着区域间的连通性不断增强,土地资源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间接使用在土地资源利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有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成果十分匮乏。本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区域贸易的视角核算了中国2012年30个省份和8大区域的隐含土地的使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隐含土地流动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间贸易所占据的隐含土地量占全国土地总量的21.39%,各省平均38.54%的土地需求是通过其他省份土地满足的,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80%以上的土地资源消耗来自外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河北分别是最大的耕地、林地和牧业用地、渔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净流出省份（流出量占全省相应土地类型面积的42.26%、27.53%、38.66%和35.28%）,而广东、山东和浙江是主要的土地净流入省份。农业土地（耕地、林地、牧业用地及渔业用地）的流动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农业用地流失规模最大,其主要流入华东和华南区域;此外,中国8.43%的耕地、7.47%的林地、6.41%的牧业用地、6.88%的渔业用地和18.35%的建设用地都通过国际贸易供给国外使用。本文的分析为解决中国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及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初步研究

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向世界承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本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核算了主要减排途径的碳减排潜力,提出了至2020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框架。研究发现,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演化之间存在倒U字形曲线关系,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成效是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的前提。此外,工业技术节能、建筑节能和道路交通节能也还都有一定的潜力。在不同情景下,工业技术节能对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的贡献程度在12%~14%之间,建筑节能和增加非化石能源规模分别可以起到10%左右的贡献,道路交通节能的贡献率在2%~3%之间。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Multi-scale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urban energy use and CO2 emissions

Accurate and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nergy-induced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s is crucial to the evaluation of pressure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o the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However, previous emission inventories were usually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 and few studies have comprehensively documented the linkages among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external transaction in urban areas. Therefore, we address this gap in propos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ccounting system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boundaries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urban energy use and related CO₂ emission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picted the input, transformation, transfer and discharge process of the carbon-based (fossil) energy flows through the complex urban ecosystems, and defined the accounting scopes and boundaries on the strength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urban metabolism’. The accounting system highlighted the assessment for the transfer and discharge of socio-economic subsystem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boundaries. Three kinds methods applied to Beijing City explicitly exhibited the accounting characteristics. Our research firstly suggests that urban carbon-based energy metabolism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Secondly, three kinds of accounting methods use different benchmarks to estimate urban energy use and CO₂ emissions with their distinct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irdl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Beijing City demonstrate that the three kinds of methods are complementary and give different insights to discuss urban energy-induced CO₂ emissions reduction. We deduce a conclusion that carbon reductions responsibility can be assigned in the light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based principles. Overall,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sidential lifestyle changes, our results shed new light on th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urban energy-induced CO₂ emission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kinds of method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provides further elements for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scenarios of change in urban energy use and CO₂ emi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