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② 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③ 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时空演化

城市网络演化是城市-区域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链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总部呈高度集聚分布，总部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港深广之间高强度联系构筑一条联通廊道，香港、深圳的双核心地位凸显。城市网络单向流动特征明显，除香港为输出型城市，其他城市均为输入型，流入-流出不对称性逐渐减弱。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联系由地理邻近的片区化组团向跨片区融合发展转变。整体城市网络呈现高密度、去中心化趋势，并由形式多中心向功能多中心转变，进入离心化的功能多中心发展阶段。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研究

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内部组织的关系型数据,从联系、节点、类型3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城市群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以快速拓展网络联系覆盖范围为主的初级阶段,并逐渐呈现出轮轴状空间形态特征;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层级化集聚态势明显,且网络节点数量和强度中心度分别呈现出清晰的“金字塔型”和“倒梯型”的结构特征;综合考虑各研究单元在网络中的相对联系规模和主导联系流向,可将研究单元分为网络流出活跃区、均衡活跃区、网络流入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4种类型,且空间分异格局日益清晰;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和技术力量等因素共同驱动着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演变。     

基于企业数据的中国汽车物流网络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物流活动及其空间组织是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共同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汽车物流企业数据，选取137家典型汽车物流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汽车物流组织网络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异和空间联系特征，并进一步应用回归模型，探讨汽车物流企业在区域尺度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尺度的中国城市汽车物流组织网络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可将其划分为全国性、区域性、次区域性、地方性枢纽城市和普通型城市五个等级；各节点城市组织能力空间分布不均，非均衡化发展特征明显，形成由东部沿海3个核心区和中西部2个高值区所构成的“3+2”空间分布格局；节点城市间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广州、北京、重庆、武汉城市间联系为骨干链条的密集联系网络，其核心网络结构与中国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构成的“T”字型空间结构相吻合，网络联系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由城市群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汽车物流市场需求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区域尺度的中国汽车物流组织网络布局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是分析企业创新能力变化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东道国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既受外商研发投资的影响,也受本土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驱动。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结合企业创新网络的内涵及要素,首先分析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并将其划分为萌芽、扩展、成熟和更替等四个阶段;其次,探索演化过程中企业创新网络各阶段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最后,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分析全球化视角下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历程,揭示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特征及规律,并提出相关启示。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网络的环境效应是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中相对较被忽视的研究议题。通过对2001年和2020年环境污染型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揭示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城市之间通过污染型机构-非污染型机构联系而产生的污染转移网络空间特征。结果表明：①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断扩张的趋势,网络分层结构日趋明显,不同层级城市网络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② 环境污染型企业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高位序节点城市数量相对稳定,中低位序节点城市数量增长较快,各城市组团分布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特征。③ 企业污染转移网络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和日益明显的层级结构,跨省转移成为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的主导模式,行政边界效应并不明显。④ 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空间指向性明显,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城市向内地工业型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以及同类资源型城市之间的空间转移,反映出城市经济制度差异等因素对城市网络环境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基于企业视角的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

货物运输集装箱化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研究已成为交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选取112家企业和119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城市网络研究方法和复杂网络理论,探讨了中国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等级体系、空间格局、网络联系和复杂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节点城市的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差距明显,已形成由全国性、区域性、次区域性和地方性枢纽城市四个层级所构成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形成由6个核心区和7个集聚区所构成的“6+7”空间格局;网络联系以全国性和区域性枢纽城市为主要空间指向,联系网络总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从全国性枢纽城市向地方性枢纽城市逐渐拓展趋势;同时,整体网络结构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连通性和空间组织效率,且复杂网络特征与节点城市集装箱运输组织能力具有显著相关性。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

从基于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企业组织联系为城市网络基础的认识出发,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建立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与指标。以中韩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结果表明:跨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络基本要素分布呈现区位倾向性,集聚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城市对和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结点城市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如北京和上海显示综合性,青岛和天津显示专门性等;受企业母子相互关系影响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进而结点城市中形成源结点和受结点之分。     

基于物流企业数据的2007-2017年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特征及演化

采用2007、2012和2017年中国百强物流企业网络数据,运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链锁网络模型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联系及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物流企业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并呈现“两主多中心”的区域空间结构,网络联系的离散水平逐渐降低,其稳定性和均衡性有所增加,等级结构趋于合理;各节点城市组织能力空间分异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组织能力和介中心性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城市间物流联系逐渐增强,并有协同发展的趋势;城市网络联系中,长江沿线城市物流网络联系地位上升,上海为中心的T字型空间结构替代以北京为中心的核心网络结构,在全国尺度形成以胡焕庸线为界线,物流联系网络呈中东部密集、西部相对稀疏的空间格局,其演变过程呈现由等级网络联系特征向等级性与空间近邻性网络联系特征转变趋势。     

基于产业组织的城市国际化网络研究——以长沙工程机械产业为例

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产品与服务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中介机构国际往来等三种方式实现产业组织全球化。随之地方城市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得到重构与再造。长沙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业全球化组织趋势明显,在此作用下长沙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城市国际化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城市国际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地方城市必须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组织网络,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基于航空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演变分析

运用2000、2005、2010、2017年全国民航机场及航线客流的截面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结合复杂网络、GIS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我国航空联系网络所反映的城市网络格局,并分析其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为一级核心城市,多层次、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由“三中心”逐渐演变为“四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分布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呈现“三足鼎立、西部突出、中部薄弱”态势;全国城市网络具有无标度、小世界特征及较强的集聚性,中心城市在2005年前向东南沿海集聚,而后向中西部地区扩散,集聚性有所降低;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演变由政策支持、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多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城市旅游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模式——以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为例

流动性表征了旅游地域系统要素间的内在关系,深刻影响着旅游地域网络结构的演变过程和方向。借助新浪微博爬虫技术,探讨了城市旅游地的网络结构特征,测度了旅游地节点的对外联系强度,提炼了复杂网络结构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① 从旅游地的等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的全国性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凭借自身的旅游集聚和吸引功能,扩大了对周边城市的旅游影响,网络化的复杂程度逐步加深。② 从旅游地节点的层级结构来看,复杂化网络形态愈加明显,旅游地节点呈现明显的点状式分布态势,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旅游地域网络结构基本形成。③ 通过对比网络演化的过程表明,单中心发育模式由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逐渐转向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多地域、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更加突显。与此同时,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性双核心空间结构发育模式表现突出,形成了以多中心发育模式和区域性双核心结构模式共存的局面。以上研究无疑为新流动性范式下重新认知和揭示复杂旅游网络体系特征及其对节点、网络、结构、空间的互动关系的深刻解读,提供了一次有益的理论尝试。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前沿。借鉴西方有关的研究工具,从城市网络的层级特征、网络模式、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发展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与已有的城市等级体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城市如昆山、义乌等城市承担了重要的网络联系中心的作用。同时,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关系,三大核心节点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网络的最主要的联系。从影响范围来看,上海的网络指向性最强,涉及面也最广,但南京和杭州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在省份之内,扁平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显著。网络联系的核心区域开始由传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所围合的“Z”字型区域向北部的南通、扬州以及南部的绍兴等地区扩散。根据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形成的网络特征的不同,将11个部门分为完善型、扁平型、专业型等三种类型。     

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

选取2016—2017年最具代表性的“网剧”和“台剧”各318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区位、核心城市节点和城市间强联系更加集聚,尤其是向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集聚。② 网络结构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的规模小、联系数量少、分工粗略、中心势低,核心企业节点多为民营互联网影视企业,最强凝聚子群更为开放。最后,从互联网发展的地理格局、互联网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互联网引发的自由竞争,以及互联网视频平台企业的崛起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上述网络结构差异的原因。     

中国在美洲OFDI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

利用2004-2014年中国在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的4616家企业数据,分析了其行业结构特征、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变动,建立了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和东道国—母国的关系特征相融合的OFDI区位决定模型,定量识别了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别决定因素及其行业间差异。研究发现：① 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家分布高度集中,行业主体是服务业,国有企业为主导投资者,私营企业投资地位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国家分布趋于离散,制造业地位提升、服务业地位下降,私营企业比重上升。② 国内制造业企业是中国在美洲OFDI的投资主体,且投资行业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制造业企业构建国际价值增长链,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表现,印证了其逐步且连续的国际扩张历程。与制造业公司向服务领域的延伸不同,进出口贸易公司、商务服务公司侧重于原有主营业务优势的拓展。③ 关系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OFDI国家差别的解释力度。出口显著促进了OFDI,符合互补模型的表现,预示着中国在美洲的OFDI仍处于熟悉海外市场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良好且紧密的政治社会关系能有效促进OFDI,并且民间力量的推动逊色于国家力量的推动。④ 中国在美洲的OFDI,市场寻求动机最为明显,能源获取动机、技术获取动机、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没有获得模型的充分确认。⑤ 与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追求市场规模的共性不同,地质勘查与开发业更侧重于资源寻求,并由此决定了良好政治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特殊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