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市十万大山森林旅游区开发

以区域旅游区位决定模式对防城港市十万大山森林旅游区的区位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客源区位有利,交通区位不佳,资源区位在省市尺度上较优,但在全国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依据最新似定的风景资源普查评价的分类分级系统,十万大山旅游区旅游资源可分为2个景系,5个景类,共14个景型,旅游资源丰富。在对旅游资源特征及其评价作了初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万大山森林旅游区进一步开发的对策构想。     

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模式选择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是影响某一地区旅游发展的综合要素,该文以这两个指标建立旅游扶贫适宜性分类模型,构建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利用旅游资源综合价值指数评价法和区位熵指数法对河北省环京津23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进行评价,利用四象限法对23县的评价结果进行分类,得出各县由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的高低组合决定的旅游扶贫适宜性类型,并依据各类型特征提出核心企业主导模式、政策性项目拉动模式、产业互动发展模式及大区带动发展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针对各县的具体发展优势进一步指出适宜模式下的旅游扶贫可行措施.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区位条件的分析——以龙陵县为例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区位条件的分析非常重要，不仅能为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提供依据，同时也是旅游开发最重要的基础。区位条件对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地理位置、交通、经济、文化、信息等相互作用、密切联系而发挥作用的。以龙陵县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地理交通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旅游条件等4个方面对旅游规划中的区位条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得知：龙陵县交通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是云南省通往滇西和缅甸的必经之路，相对云南省边疆县而言，游客的可进入性较好；作为滇西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周边的旅游风景区联系较好，有一定的旅游区位优势；交通和旅游区位的优势造就了较好的客源区位优势；旅游资源区位具有特色，可概括为温泉、气候、生态、历史等4方面；是云南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低，在一定区域内缺乏经济中心地带，经济区位差。因此，规划中要考虑到滇西旅游圈这个区域环境，既要连片发展，又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近期要保护好旅游的大环境，重点景区的建设要循序渐进，较长时间内做好周围较成熟景区的配角，在保护中逐步进行开发。     

构筑唐山21

唐山是全国运输网的枢纽地区之一和全国国土重点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通过对唐山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进行概括和评价,指出了其对未来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制约和潜在的优势;从区位影响、经济布局、城镇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论述了大交通体系对唐山特色经济格局形成的战略影响。根据唐山区位优势、资源分布特点,面对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经济发展区域化和个性化的大趋势,对构筑唐山交通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与对策。     

构筑唐山21世纪交通体系与特色经济格局

唐山是全国运输网的枢纽地区之一和全国国土重点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通过对唐山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进行概括和评价,指出了其对未来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制约和潜在的优势;从区位影响、经济布局、城镇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论述了大交通体系对唐山特色经济格局形成的战略影响。根据唐山区位优势、资源分布特点,面对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经济发展区域化和个性化的大趋势,对构筑唐山交通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与对策。     

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辨析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但资源型城市是否真的区位偏远以及如何进行科学识别一直没有给予回答.本文以国务院分3批确定的78 个资源枯竭城市为对象,以资源枯竭城市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和与资源枯竭城市联系紧密的北京、上海、广州3 个区域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象,利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相结合的计算方法,对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进行分类型和分地区的评价.研究发现：① 从总体样本看,资源枯竭城市的确存在区位偏远现象,基于空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₁ = 1.36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₁ = 1.14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基于时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₂ = 1.65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₂ = 1.16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② 从分类型看,不同省份和不同资源类型之间城市区位偏远度表现出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和森工型城市区位偏远度最大;③ 综合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的分析结果,资源枯竭城市区位很偏远的城市,即α > 1.5 ∩ β > 1.5,分别为18 个和23 个,分别占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23.1%和29.5%;区位不偏远的资源枯竭城市,即α ≤ 1.0 ∩ β ≤ 1.0,分别为30 个和35 个,分别占到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38.5%和44.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同区位条件的资源枯竭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基于区位条件评价的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以区位条件为基础,应用GIS空间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频率直方图法对江西省鄱阳县农村居民点进行区位评价,以此为依据得出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模式,为鄱阳县及类似区域农村居民点规划与整理、发展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鄱阳县南部区位条件评价等级高于北部,随着等级的降低,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及面积均减少。结合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结果及当地实际,将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划分为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造发展模式、内部挖潜模式、迁村并点模式、整体迁移模式。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以江西省为例

用重要区域邻近度替代区位优势度,对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进行修正,借助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及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工具,并用修正后的模型,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该区域县域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关联。江西省交通优势度呈现北高南低、设区市周边县域高、交通干线沿线高的特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主要中心城市和工业城市及交通枢纽地区偏高、沿交通干线尤其是铁路干线较高的特点;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发展呈线性相关,有4种组合类型:极化型、滞后型、超前型、落后型。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应从点(增长极)、线(发展主轴)及面(重点区域)3个方面发展交通网络。     

区域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优化及实证研究

以“绿色交通”为规划理念和区域发展为实践目标,探讨基于GIS的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系统。在对交通问题进行结构分类后,构建载流对比分析模型,对各交通类型进行评估,测算区域综合承载能力。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交通载流对比分析,评价单类交通类型的载流能力;根据区域的主导因素,将区域交通网络问题划分为3类问题域:经济过快型、建设不足型和分流不畅型,并针对性地提出3类网络结构优化方案:中心辐射、均匀分散和中转分流。借鉴双曲线交通结构,对核心问题域(郑洛焦济区)进行优化设计,为交通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地质公园旅游资源及其综合评价

阿拉善沙漠地质公园腾格里园区以分布广泛的沙漠湖泊、戈壁奇石、风蚀地貌为主体景观特色,结合景区内美丽富饶的自然景观资源,挖掘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遗存,可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结合前人的分类体系对其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并进行了旅游资源综合定量评价,分析了评价结果,提出了腾格里园区旅游深度开发设想。其结果是：腾格里园区旅游开发应以保护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及其他自然、人文景观为旅游开发目标;以开发沙漠探险、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为主,再结合吉兰泰盐湖工业游、敖伦布拉格峡谷群科普游、考古游、民族风情游、宗教旅游等,充分利用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打造出腾格里园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品牌。     

基于地理区位的区域发展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在对比分析区位与地理区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地理区位分析的双层次模式,认为区域发展所需分析的地理区位可分为一级,二级地理区位两个层次,对区域地理区位的总体认识可以通过对二级地理区位的具体分析来实现,其中,自然地理区位,人文地理区位和经济地理区位构成一级地理区位,农业,工业,商贸,交通通信,工程,资源,环境,旅游,城市和政治等地理区位共同构成二级地理区位,同时,以该双层次模式对重庆市的地理区位进行个案研究,具体分析了重庆市二级地理区位的优劣势,并据此提出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中,基于地理区位条件的若干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在广州典型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进行的客流量监测和居民消费行为问卷数据,分析基于客流时间变化的广州大型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中心建成环境3方面探讨该时变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广州不同的大型零售商业中心内消费活动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差异,可分成稳定型、下午高峰型、傍晚高峰型和不规则波动型4类时变模式;② 这种时变模式受到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建成环境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消费活动特征影响有限且影响差异较大,以稳定型为参照组,在广州居住时间、居住区位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消费结构、出行路径、交通方式和出行距离等消费活动特征能区分稳定型和下午高峰型商业中心,但只有在广州居住时间和出行距离、交通方式3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稳定型和傍晚高峰型商业中心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影响零售商业中心时变模式的首要因素,商业网点密度、用地混合度、公交与地铁站点密度、商业中心区位特征、到市中心距离等变量均对各个类型商业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期望为城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分类和评价提供一个新思路,为预测商业中心可能的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消费者属性和活动特征提供理论依据,对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中心开发运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初探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中俄蒙跨边界次区域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机制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区域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东北经济区现实发展条件,通过分析中俄蒙三国毗邻地区矿产资源合作的区位条件、贸易条件、资源互补条件及开发现状,探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制约机制与优化机制,并结合实证研究总结出政府主导型、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型和民营企业境外拓展型三种中俄蒙跨边界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模式。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城市活力评价

将熵值理论与模糊物元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基于熵权的城市活力评价模糊物元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江苏省沿江15个县级城市的活力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处于苏南地区且靠近上海都市圈的4个县级市的城市活力水平相对领先于其他县级市。究其原因,涉及区位条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经济、制度与空间3方面的沿江城市发展对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模糊物元城市活力评价模型的建立为城市活力评价提供了一种考虑多因素的综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