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土空间规划及其对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国土空间规划历程、规划背景、规划理念、规划体系、规划协调、区域政策、科学支撑、人才培养等的深入分析总结,提出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应该逐步推行规划立法,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化;构建分工明确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搭建规划协调平台,建立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制度;区域政策与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设立空间发展投资政策;提高公众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程度;加强国土空间规划队伍建设、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国外大都市区规划体系评述

本文探讨了国外大都市区在规划编制中的一些最新做法和特点，包括规划负责机构、规划组织体系、规划编制大纲三个方面，并介绍了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日本近畿圈规划的特点。由于各国管理制度的差异性和大都市区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国外大都市区的规划呈现不同特点和效果。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不同层级规划间的衔接

有序、高效的空间规划体系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不同空间性规划打架、上下层级规划不衔接的问题突出,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仍处于改革和试点的阶段。回顾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阶段过程,按照空间层级和规划类型,提出适合中国国土面积和区域单元特征的中国特色空间规划体系,结合福建和贵州省空间规划试点案例,梳理空间规划体系中5个层次的衔接内容,包括“三区三线”底图与空间布局总图的衔接、“三区三线”底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空间布局总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专项分幅总图与部门专项规划的衔接、上下层级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同时从数据基础、学科体系、人才培养、规划流程4个方面指出未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克服的难点问题和努力方向。     

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乡镇级“规土融合”实现路径与技术创新——基于武汉乡镇总体规划实践的探讨

在我国的规划体系中,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是空间规划的核心,两者同时管理城乡用地,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两规由于在管理体制、技术方法、审批实施等方面存在矛盾,使得城乡用地管理效率低下。乡镇作为联系城乡的过渡地带,用地矛盾尤为突出。实现乡镇级"规土融合"对于调控城市边缘区用地矛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两规在乡镇级编制实施中的技术性矛盾,包括规划期限与规划范围、用地分类与统计口径、规划用地规模与布局、空间管制分区与要求、规划审批层级与标准5个方面,并从管理体制、规划思路、规划重点和法律依据方面探讨其矛盾产生的根源。进而,基于武汉市乡镇总体规划实践,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系统总结了乡镇总体规划的技术程式,旨在从相对微观的层面进一步诠释"规土融合"理念的实践操作模式。     

国外大都市区管理的实践及其借鉴感谢刘志彪教授和姚士谋教授的指导.

大都市政府和都市议会是发达国家对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机构,本文简要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大都市政府和都市议会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相应的宏观管理机构为城镇密集区政府和都市区规划局.最后,对我国城镇密集区规划管理的可行性与规划管理体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外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异同及启示

根据国家提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通过对日本、韩国、德国、荷兰4个国家国土空间规划概念、规划体系、国土空间开发模式、影响规划因素、规划理念、规划机构、保障体系、公众参与等进行分析总结,提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应以“创新空间开发模式”为核心;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编制主体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确立阶段性的主攻目标”为原则;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为保障.     

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特征与规划管控效应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空间自组织是一种潜在的城市发展机制。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发挥自组织机制,有效复合空间规划的管控效应,将对城市空间良性扩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空间逻辑斯蒂模型,阐释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机制,定量诠释了城市空间扩展在“面状”空间规划与“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引导下呈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并存的自组织特征。“面状”空间规划体现在区位择优发展、临近建成区拓展等规律,“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完全预知性。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同模型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面状”空间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制性管控作用和“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空间引导作用。因此,为了有效预防规划失效并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应当科学使用、谨慎布局“面状”空间规划,需要构建一套顾及城市空间自组织机制,以自下而上的“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好自上而下的“面状”空间规划强制管制功能与“点线面”相协调的综合管控方案。     

香港大都市规划:前店的规划

香港和内地在劳动地域分工上被称为“前店后厂”模式。文章回顾了二战以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和规划的历史,通过香港大都市规划方案,展望未来,重点研究了分散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原因,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对比,认为跨界发展的大都市规划是实现香港空间合理化的一种战略。     

美国纽约大都市区的规划管制：ULURP程式运作实例刍议

本文针对大都市的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经济发展、城市远景目标和普通市民切身利益之间的矛盾,通过对纽约大都市区规划及管制程式ＵＬＵＲＰ运作案例的客观介绍,分析探讨了纽约大都市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作法。     

资本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转型思考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循环周期缩短,城市空间的过度开发为资本积累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导致城市空间蔓延式增长的矛盾突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增量主义的城乡发展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以新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城乡发展与资本的逻辑关系。首先探究资本循环理论在中国城乡转型背景下的适用性,运用该理论剖析中国城乡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然后从当前面临的各类空间矛盾出发,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规划师、公众三方主体的角色变化,力求引发相关主体对城乡规划转型中的规划思路、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的思考;最后提出以空间正义为核心,使中国城乡转型发展逐步走向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系,推动城乡社会空间的相对公正发展。     

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我国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回顾、梳理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对指导国内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认为,目前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仍然以城市单系统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方法的集成综合,同时强调质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应深化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等方面的研究。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和城乡布局单幅总图的研制

研制人口与城乡布局是编制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之一,旨在促进人口及城乡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与“三区三线”相适应的人口和城乡布局,推进人口和城乡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成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方法。首先,总量控制,采用队列要素法、联合国法等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单元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其次,因地制宜,以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实现城乡人口空间化,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底图,核算现状超载和新增承载人口;最后,弹性集成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空间集疏态势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诉求,划分人口增长地域类型、城镇增长类型、城镇规模等级等,完成人口与城乡布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福建省为案例,将研制方法与研制实践相结合,实现福建省空间规划的人口与城乡布局总图绘制。以期为各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提供参考。     

纽约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美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向来以体制完善、与时俱进著称。本文以纽约为例,分析其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其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其对上海城市规划的借鉴意义。纽约的城市规划主要具有前瞻性、整合性、导向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它对上海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从功能主义规划模式转向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的规划模式;从产业城市规划转向循环城市规划;从单个城市规划转向城乡统筹规划及都市圈规划;从郊区化扩张转向紧凑型城市规划和建设;规划实施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     

战略转型期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检讨与反思——以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是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也是政府引导城乡统筹发展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基于对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实施的检讨与反思,对处于战略转型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城市在总体规划指导下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深入分析规划实施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对郑州市未来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提出建议和思考。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广州市都市边缘区乡村划分为经济发展功能主导型、社会保障功能主导型、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态保育功能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6种类型。② 在城乡区位上,城镇发展型、混合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乡村依次呈现出围绕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圈层结构特征。③ 政府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发展空间转型,奠定了乡村发展的圈层分化格局;市场力通过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助推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地域功能多样化;社会力通过经济组织发展和乡镇企业兴办等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重构。④ 建立多方参与的社区化管理体系、乡村群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镇乡互动圈将是乡村发展优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