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创意产业集聚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系谱

创意产业,又被作创意工业、创意经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其内涵、概念的诠释或理解不一。近年来关于“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的研究,多与一般意义上的“创意产业”相关．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产业的经济贡献、就业结构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从创意产业思想发展脉络、创意场域、创意产业园区、艺术家主体和创意阶层、创意城市等方面梳理国外对创意产业研究的系谱。     

论创意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环境--以音乐产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音乐产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创意产业集群的价值。文章指出,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极富创造力的创意阶层是创意产业活动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核心,创意产业集群能够为创意阶层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城市的创意产业政策应将重点放在建设效率基础结构和创新基础结构上。     

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创意产业集聚研究

早在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创意国度"概念,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政策之中,并积极推动发展本国的创意产业。布里斯班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创意产业中心的城市之一,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专门用于培养创意产业人才和从事创意产业研究,依托昆士兰科技大学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基地,积极探索"产官学"的产业发展模式,继而借势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目标,并逐渐走上了布里斯班自己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现状、布局及发展对策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正日益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三产业的支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研究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对促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型、推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基本内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宏观层面及城市层面揭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特点和模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呈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大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初步形成了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及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外围、邻近高科技园和远郊县(区)四大空间布局模式。未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着力将其培育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将创意人才培养作为发展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首要智力支撑;继续加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形成集群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发展基金,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建立国际文化创意城市联盟,加速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步伐。     

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评价及空间发展战略

创意产业从提出开始,就引起世界高度关注,并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各国纷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梳理,总结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进一步构建了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35个主要中心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提出现阶段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科学规划;聚焦若干重点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增强集聚效应;强化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龙头带动作用;鼓励中西部地区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将创意产业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创意中心。     

从创意企业集聚到创意空间:理论架构与核心概念

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产业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又促成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孕育了创意空间,又对其有高度依赖,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1)创意空间形成的基本路径是创意企业集聚;(2)创意空间在本质上是创意阶层与创意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创新性文化特质的场所;(3)创意空间在现实社会中常见典型代表是创意产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     

闽台茶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发展的思考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产业业态模式,是文化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在闽台合作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扩大并加深闽台两岸地区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本研究以茶文化作为切入点,对适合闽台两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新型方式做出相关思考.     

后工业化时期伦敦创意产业的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创意产业的国家，也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内容和定义的国家。伦敦作为英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化过程中，善于吸收历次产业革命成果，善于在产业经济、城市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始终处于大城市发展的前列，并被称为世界创意之都。因此，研究伦敦创意产业对探讨上海发展创意产业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学科一道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议题。其中与地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特征;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方法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新生事物,上述每一个议题都充满争议。西方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对城市政策、文化政策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十分值得我国地理学界加以借鉴。针对我国国情,笔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经济与地理理论的结合应当是我国地理学界当前主要关注的议题。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起于21世纪初的东部大都市,系统收集国内建筑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创意园区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中国自21世纪初创意产业兴起以来的基本概念研究、创意园区成长模式及机制、创意园区空间组织与园区规划、创意园与城市更新、创意园内部空间的研究进展。认为中国大城市内城产业升级与城市再生为创意园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近8年努力,国内创意园区研究①已初步形成以创意园区成长模式与机理、创意园区规划建设、创意园区与城市更新为主的研究方向;②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哲学基础;③研究队伍呈现以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同时,综述认为：中国对创意产业区相关概念认识不清,未能将集群的内核与创意产业的核心有机融合;其次是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应坚持从微观的创意产业的某一类型,甚至是其一项目为分析单元,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诠释产业区内核的组织与发育过程;再次是中国创意产业区研究必须从创意经济和＂全球性—地方性＂博弈视野,探索创意产业区形成与演化的生境和其对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的空间效应（也即创意空间的生长）及城市响应策略研究。     

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的适应性评价

在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基础上,构建综合模式创意指数,选取与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评价指标,运用变异系数权重法和TOPSIS法对江苏各城市创意指数进行适应性评价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综合模式创意指数能够评价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状况,对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参考价值。     

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以北京市南锣鼓巷为例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     

大都市创意空间识别研究——基于上海市创意企业分析视角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Creative economy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n large urban areas in Spai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should act as an incentive to devise less vulner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for Spanish cities.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initiatives in this context, remains very limited. Furthermore, microdata obtained from a sample of one million workers in Spain,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nfirm that the sharp contrasts emerging in employment quality between sectors and regions, the processes of ‘precariousness of talent’ and labour dualization expressed through inequalities in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re each becoming significant threats to vi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creative economy to be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metropolitan regeneration, adapted to suit the specificities of particular urban development paths,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creative-economy employment relations is required.     

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城市舒适性视角

从城市舒适性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创意人才及其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文献,构建了驱动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方法从国内设计师社交平台站酷网获取设计创意人才的属性数据,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负二项回归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机理。研究表明：① 中国设计创意人才及其创作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现象,以北京为主的一线城市最为集中,但杭州、长沙、武汉、郑州这些新兴城市也表现良好,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② 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中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影响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核心因素;③ 证实了西方创意阶层理论的部分结论,发现文化基础设施、文化遗产、文化旅游、高素质人力资本、温暖的气候与良好的空气质量是提升城市对创意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子,同时发现科研投入对设计创意人才集聚具有明显挤出效应,并且西方学者普遍强调的生活环境舒适性因子对设计创意人才影响有限。为深入理解创意人才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创意环境提供了参考依据。     

Grounding mobile policies: Ad hoc networks and the creative city in Bandung,Indones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 hoc networks that form to move policies to new sites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ity of Bandung, Indonesia adopted a creative city policy. As revealed through the Bandung case,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se networks highlights the way that power operates within them, privileging certain ideas and structuring the ways in which information flows through their channels. This insight suggests that the concept of policy mobilities would be enriched by a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way power is used to construct networks that promote specific policies and places as sites of ‘best practic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tends the concept of policy mobilities to a city ‘off the map’. In contrast to most existing policy mobilities research that tends to focus on the stable, large‐scale networks through which policies travel and on the high‐profile cities constructed as policy models, the case of Bandung provides a study of how policy mobilities may occur differently outside of its well‐established lo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