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意企业集聚到创意空间:理论架构与核心概念

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产业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又促成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孕育了创意空间,又对其有高度依赖,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1)创意空间形成的基本路径是创意企业集聚;(2)创意空间在本质上是创意阶层与创意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创新性文化特质的场所;(3)创意空间在现实社会中常见典型代表是创意产业园、创意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评价及空间发展战略

创意产业从提出开始,就引起世界高度关注,并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各国纷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梳理,总结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进一步构建了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35个主要中心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提出现阶段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科学规划;聚焦若干重点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增强集聚效应;强化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龙头带动作用;鼓励中西部地区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将创意产业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创意中心。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起于21世纪初的东部大都市,系统收集国内建筑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创意园区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中国自21世纪初创意产业兴起以来的基本概念研究、创意园区成长模式及机制、创意园区空间组织与园区规划、创意园与城市更新、创意园内部空间的研究进展。认为中国大城市内城产业升级与城市再生为创意园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近8年努力,国内创意园区研究①已初步形成以创意园区成长模式与机理、创意园区规划建设、创意园区与城市更新为主的研究方向;②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哲学基础;③研究队伍呈现以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同时,综述认为：中国对创意产业区相关概念认识不清,未能将集群的内核与创意产业的核心有机融合;其次是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应坚持从微观的创意产业的某一类型,甚至是其一项目为分析单元,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诠释产业区内核的组织与发育过程;再次是中国创意产业区研究必须从创意经济和＂全球性—地方性＂博弈视野,探索创意产业区形成与演化的生境和其对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的空间效应（也即创意空间的生长）及城市响应策略研究。     

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 研究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探索大都市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 世博建设初期, 上海市住宿产业呈现“两中心集聚、沿一轴线梯度向外分布”的初始格局;到世博举办时形成“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梯度分布”的总体格局。② 世博建设期, 住宿产业空间布局逐渐从内环线向外环线扩散, 主要集聚中心由两个演化成多个, 空间上呈现3 个显著的演化方向, 即城市西北方向、浦东方向和沿黄浦江两岸由中心地区向两端延伸的发展方向。③ 世博建设期, 上海旅游住宿产业发展速度先低后高, 星级饭店呈现高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经济饭店呈现低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④ 世博会对上海住宿产业布局影响显著, 形成了以世博园区为中心的产业集聚中心与密集分布区, 相对而言, 世博会对经济型饭店产业影响强度高于星级饭店。⑤ 总体上, 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演化与城市发展格局、城市功能结构演化相一致, 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以及发展环境、企业个体等各种要素, 通过互相影响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住宿产业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相结合的时空格局演化。⑥ 上海世博会通过政府政策、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巨大的经济效应以及后世博开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 共同影响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方向与速度。本研究为重大事件影响背景下的住宿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以及大都市旅游产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评介

正创意产业是当前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内容。近几年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日,宁波大学马仁锋博士的专著《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探究了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重构的关系机理,该著作论点鲜明、资料翔实、方法合理,结论准确,是一部探究创意产业与大都市空间关系的一步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和创见:(1)揭示了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     

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认为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以改造产业类历史空间、依托创新源和沿景观资源等三种空间发展模式为主,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而且通过城市空间景观塑造、城市历史环境重生和传统产业空间置换发挥着积极的空间效应。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试析新经济时代下创意产业区的发展背景和条件

新经济时代下,尽管创意产业区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其形成和创新却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密切相关。本文重点研究新经济时代下创意产业区的主要背景因素和条件,提出创意产业区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后工业社会语境、体验经济盛行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对文化和个性的另类消费并促使经济由“理性”转为“快乐”;创意产业区只有在风险投资丰富、知识产权制度健全、中介组织完善及非营利组织发达等条件下才能得以良性发展。     

论创意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环境--以音乐产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音乐产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创意产业集群的价值。文章指出,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极富创造力的创意阶层是创意产业活动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核心,创意产业集群能够为创意阶层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城市的创意产业政策应将重点放在建设效率基础结构和创新基础结构上。     

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学科一道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议题。其中与地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特征;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方法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新生事物,上述每一个议题都充满争议。西方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对城市政策、文化政策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十分值得我国地理学界加以借鉴。针对我国国情,笔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经济与地理理论的结合应当是我国地理学界当前主要关注的议题。     

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创意产业集聚研究

早在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创意国度"概念,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政策之中,并积极推动发展本国的创意产业。布里斯班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创意产业中心的城市之一,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专门用于培养创意产业人才和从事创意产业研究,依托昆士兰科技大学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基地,积极探索"产官学"的产业发展模式,继而借势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目标,并逐渐走上了布里斯班自己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台湾工业社区再利用之经验与启示——以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大量工业类型的单位社区面临着转型、活化、拆迁的问题,透视台湾工业社区转型之经验可为单位社区再造提供参考借鉴。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回顾,以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为例,梳理其历史脉络及空间特征,归纳出其在空间上具有符合生产逻辑的功能分区、反映阶级制度的空间秩序、工业色彩浓厚的建筑及巴洛克式的庭园绿地4个特性。活化再利用成功的关键在于:(1)凸显工业特性的设计规范及规范性的空间功能置换;(2)公私合作的兴建-营运-转移(BOT)开发模式;(3)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支持。松山文创园区具体的空间功能规范及活泼多元的创意理念是中国大陆地区可借鉴之处,注重生产空间的保护却忽略生活空间的延续为其缺失。     

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以上海创意设计业为例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