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的实证

研究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对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提升居住质量,完善居住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安市主城区典型老旧企业社区为例,基于1010份问卷数据,构建居住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引入重要性—绩效理论(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甄别企业社区改造重点与次序,指出老旧小区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 企业社区居住满意度整体“一般”,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下均值为3.21;② 居住满意度受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及配套设施3个方面影响,与居民搬离意愿呈显著负相关;③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居住满意度在年龄、文化程度、户籍、职业、个人收入、居住时长、住宅产权以及企业运营状况等变量作用下差异显著;④ 企业社区改造亟需优先关注社区休憩活动场所、卫生清洁、适老化医疗护理设施、物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进而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文章提出从创新管理模式、改善居住环境、改造住房条件以及建设配套设施等4个方面实施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建议。     

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北京中关村地区居住选择调查分析

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论文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中,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运用Williams量表,在292份调查问卷和52份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周边社区居民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和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在292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15名居民有迁居意愿,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4%。其中,在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调查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47.2%和54.2%。此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不高,在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仅有4人对所在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论文从地方感的角度丰富了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为理解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提升城市空间建设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广州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独立居住特征及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有独立居住意愿和实现独立居住安排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将对家庭养老和社区治理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利用2018—2019年在广州旧街坊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社区和城郊农村社区收集的老年人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三个层次出发,选取人口、健康、经济、代际关系和社区关系因素构建指标体系,用ANOVA单因素方差法分析独立居住老年人的特征及其社区分异,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独立居住的影响因素及其社区分异。研究发现：① 与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比,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拥有本地户口、个人经济能力强、有住房所有权、代际关系松散以及社区关系紧密等特征更明显。② 老年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和居住选择在不同类型社区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③ 老年人的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按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了差异化的选择机制。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迁居强度的影响——基于武汉市多源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行,城市内迁居行为日趋频繁。洞悉不同年龄段居民迁居内在驱动力,能为城市居住环境规划与建设改善提供依据。论文利用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视角,识别武汉市四环内不同年龄段居民交通小区迁居强度,并提出建成环境因子特性与迁居强度关系模型,探讨居民生活圈内各建成环境因子对多年龄段居民迁居影响的特性差异。研究发现：(1)不同年龄居民的迁入与迁出强度在不同城市区位上存在分异,19～39岁居民相较于40岁以上居民迁居更频繁;总体呈现内环线的交通小区迁入与迁出强度表征偏高,且均大于外环线的交通小区。(2)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度和居住环境维度内相关指标是影响居民迁居决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年龄段居民居住需求不同,部分变量因子在不同年龄段下特性分异明显。考虑到各年龄段居民迁居强度及因子特性不一,相关规划决策需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科学引导不同年龄居民迁居,优化城市人口分布。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以广州3个典型保障房社区为例,对保障房居民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当前保障房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呈现出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贫困比例高等问题,但总体上,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居住意愿较高。在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上,保障房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与商品房社区居民的交往情况、社区的建设质量、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是否就业等因素亦对保障房居民的居住意愿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在加快保障房建设速度的同时,应尽可能同步完善保障房社区的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提高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认同度,并为保障房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其安居乐业。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基于迁居的郊区大型居住区社会空间形成——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为例

郊区大型居住区是我国郊区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居住形态,为缓解城市内部人口和功能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由于过快开发、缺乏规划等原因出现的问题众多。以北京典型郊区居住区回龙观为例,从迁居行为角度探讨大型居住区的社会空间形成,以折射我国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郊区大型居住区的形成是政府、单位、开发商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转型期影响居民迁居的主要推力和限制因素是家庭纽带、政府政策与经济能力;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建立的这类社区内部居民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社区意识较为薄弱,居民生活与城市中心及近郊内沿的联系紧密,地区吸引力有待增强。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西方城市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模型的评述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行为影响着居住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分异、种族隔离、人口迁居和住宅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居民住宅区位再选择行为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居住区位对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西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再选择行为模型构建的基础和研究视角,并且重点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的主要模型。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Relocation Activ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rametropolitan and Out-of-State Relocation Activity

Over the years, research on relocation activity has provided insight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and regions that drive relocation.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these relocation decisions, however, particularly within states or metropolitan areas, remain an understudied aspect of the relocation literature. There is also little work comparing the destinations of relocations originating from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compared to relocation activity from other states. Give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higher resolu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location activity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this article uses both areal and poin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relocation behavior of locally oriented and out-of-state businesses within the Phoenix, Arizona, metropolitan area. Analytical results highlight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destinations of relocation activity originating from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compared to out-of-state relocation activity. Intrametropolitan relocations tend to locate in less expensive and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neighborhoods, whereas out-of-state relocations locate in wealthier, well-known locat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ut-of-state relocations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locate in the downtown core. This suggests that expensive smokestack-chasing efforts directed at attracting businesses from out of state are unlikely to help revitalize the downtown core.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The Impacts of Relocation on the Livelihoods among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in an Immigrated Village in Tibet

China has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Relocation has been the major measur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10 million poor people have successfully been relocated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group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using the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Bailang Village, Tibet. The indicator system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s of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iving standards,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location l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lihoods of immigrated households. As the duration after relocation increases, the living standards rise steadily, especiall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SDG1), which increased nearly 100%. Relocation affect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the relocated groups, in that the original pure farmers chose more divers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non-farm employment ratio (SDG8) of the village increased. The total SDG score increa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data also showed that relocation had limited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aborigine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relocation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in this area. This research could support policy optimization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and the livelihoods of the immigrants.     

制造业活动地理转移视角下的中国产业集群问题

在简要回顾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在制造业活动地理转移的视角下,结合案例重新审视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发展.作者认为,一些锁定在低成本竞争的集群正在或已经老化,甚至衰亡.另一些集群中的企业有过度集聚的问题,还有一些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根据产业特征需要增加产业集中度.因为集群的这些问题,随成本上升,出现了集群中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外移的现象.这种现象挑战了新产业区理论中集群是"在流动的全球空间中的粘结的区位"的观点.根据集群中企业外移现象,就产业承接地的规划和发展,以及转出地那些正在升级的集群的地理稳定性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     

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通过对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着重识别了促使中国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动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动因、经济动因、战略动因和情感动因是中国企业迁移的四大类动因,涉及环境管理、业务调整等15个具体动因;其次,四大类动因中政策动因显得更为重要,其次是战略动因和经济动因,情感动因的重要性十分有限;再次,不同动因对迁移年份、迁移主体和迁移范围不同的企业而言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近年来政策动因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且超越了战略与经济动因,同时政策动因还是企业整体迁移和区域内迁移的最重要动因,而对部分迁移和跨区域迁移而言最重要的则是经济动因。     

失地民众的征地拆迁满意度研究——以湖北咸宁市嘉通高速公路征地拆迁为例

结合国内征地拆迁的现状和特点,构建失地民众征地拆迁满意度模型,利用湖北省嘉通高速公路沿线村落的调查数据,采用基于PLS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征地拆迁民众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失地民众对征地拆迁满意度不高,主要与民众对补偿款的满意程度、就业扶持力度以及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等影响因素有关,此外,民众除了重视物质方面的补偿,还同等看重信息透明度、政策公平度等“无形”补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政府与开发商合作提高就业扶持力度,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信息覆盖程度,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迁居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基础动力,了解其行为机制对改善住房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大城市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二元居住空间并存的迁居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的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从迁居流特征、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类型三方面选取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探究迁居模式、结构特性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非正规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交互、正规内部三层次迁居类型间存在年龄和居住质量递增的趋势,但均呈现通勤导向;(2)二元迁居的主体是短距离迁移,形成了4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总体方向表现出郊区化趋势;(3)迁居模式可聚类为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4类,结合二元空间分异影响呈现出8亚类,不同类型迁居群体属性和动因存在显著差别,总体反映出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最后,文章针对不同迁居模式提出差异化空间治理政策建议。     

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批发市场商户的搬迁意愿及区位再选择因素——以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为例

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通过疏解超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从而控制城市规模的过快增长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承担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同时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承担着首都的特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所提的非首都功能实质上也属于非核心功能的范畴。通过对北京的研究,能够为其他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提供借鉴。以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为例,借助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和资料,利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了批发市场内商户的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影响来看,66.38%的商户认为疏解对商铺经营影响很大;② 批发市场商户的搬迁意愿极低,仅有12.07%的商户同意搬迁,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搬迁的商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7.07%和31.03%;③ 从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物流、品牌效应、搬迁消息的影响、学历、搬迁计划、员工数和租金等7个因素都显著影响商户的搬迁意愿,物流条件与集聚品牌效应是影响批发市场商户搬迁意愿最重要的因素;④ 从搬迁商户区位再选择的迁入地来看,商户选择意愿最高的迁入地为北京市其他大型批发市场,交通物流条件、租金等经营成本是商户新区位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对迁入地优惠政策的关注度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