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市陶瓷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

环境管制开始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文献都是从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建立生态工业园等方面来研究,鲜有研究其对产业集群整体发展模式的影响.本文以佛山市陶瓷产业集群为研究案例,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发现,在当地政府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下,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主要发生三方面的转变:①以清洁生产...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S"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The mechanism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re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2000～2009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S＂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中国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模拟与迁移因素对迁移规模贡献的分解

尝试用泊松模拟方法建立人口迁移模型,并且与传统人口迁移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说明泊松人口迁移模型的优点.本研究使用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因素分解方法,在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估计空间因素、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的空间结构、迁入地迁出地因素本身对人口迁移规模的贡献.本研究使用的实例数据是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数据.     

中国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模拟与迁移因素对迁移规模贡献的分解

尝试用泊松模拟方法建立人口迁移模型,并且与传统人口迁移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说明泊松人口迁移模型的优点.本研究使用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因素分解方法,在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估计空间因素、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的空间结构、迁入地迁出地因素本身对人口迁移规模的贡献.本研究使用的实例数据是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1995-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数据.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2000~2010年其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环境管制因子中工业SO₂排放量的管制程度显著影响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然后再将此环境管制因子运用到分行业模型中,发现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生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业分布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化学工业和黑色金属行业则与环境管制无关。最后,认为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环境管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和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将对该手段实施后影响程度大的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地区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 ——基于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内的企业管理者调查

企业是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元,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能为园区的优化布局与企业的集群发展提供依据。基于企业的微观视角,在对已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杨凌、渭南、吴忠、银川、定西、天水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从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园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受4个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影响;从表象来看,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直接效应强度依次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地理区位>园区环境;从本质来看,地理区位的差异性形成了政策环境的特殊性,两者又经连锁通道形成了产业环境的差异性与园区环境的优越性,从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总体效应强度依次是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园区环境。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Lokaliseringsatferd sett som beslutningsprosess

Grønhaug, K. Location behaviour regarded as a decision process. Norsk geogr. Tidsskr. 28, 243–252.

The individual firm considers location decisions important but difficult to handle ow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and the firm's unfamiliarity with such decision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ind out how the individual firm tries to cope with these situations. Several studies are interpreted in a frame of reference where the location behaviour of the firm is looked upon as determin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ew location of the firm in most cases is very close to the old one; internal growth is the principal incentive to start looking for (and to find) a new location; the presumed importance of various location factors differ from one firm to the other – and even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when changing to a new location most firms perform only modest search and analytic activities; most firms do not consider their present location 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ut nevertheles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 firms studied planned to move.     

The Decentred Firm and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Office Space in Sydney,Australia

As the social,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green buildings become more established, firms, especially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re responding by adopting sustainable office space (SOS). Accelerating this uptake demands a nuanced appreciation of firms’ understandings of and motivations for adopting SOS. Through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in Sydney, this paper brings together a decent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firm drawn from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approach and theori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race and interpret the diverse and overlapping motivations shaping the uptake of SOS amongst these firms. The firm is shown to be a site of plurality and agency, governed by multiple logics. Whilst motivations informed by economic logic remain persuasive and pervasive, the adoption of SOS is simultaneously informed by a wider palette of logic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logics. The paper argues that a decentred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firm brings the multiplicity of firms’ orientations towards SOS into view and, in so do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orm a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for steering firms towards more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behaviours.     

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及制度环境与企业出口相关多样化

产品相关多样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学研究认为企业内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样化策略,而一些地理学研究则发现企业外部的地方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发展。为了弥补当前研究中关于企业微观发展战略外部影响因素的空白,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数据研究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地方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多产品企业的出口相关多样化倾向会越强。②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均会影响地方和企业尺度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关系。地方的社会信任属于非正式制度环境,会增强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正式制度环境包括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其中地方市场化程度对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地方的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则表现为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了地方产业集群环境、企业微观发展策略以及地方制度背景三者之间存在关联。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政策影响地方内企业联系,为地方产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环境保护低效率的博弈分析

该文主要针对工业污染 ,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厂商、居民和政府在保护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决策过程 ,各类博弈最后得到的解具有一个共性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纳什均衡 ,即形成非合作博弈。结论指出 ,必须结合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改变各博弈方的收益 ,使博弈达到新的纳什均衡 ,提高环境保护效率。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中国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金属制品业为例

新企业是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金属制品业为例,发现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的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随后建立“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考察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突出企业效率在这些因素作用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外向型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低效率的新企业只是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高效率的新企业还能兼顾劳动力的高质量。② 区域市场潜力大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③ 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地方化经济对新企业成立无显著影响,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     

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