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解决“城市病”和“乡村病”的重要途径,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深入开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县域内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演化进行剖析,然后梳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当前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县域视角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学界多以城乡地域系统和城乡耦合协调系统为视角构建指标和定量分析,但是受概念、数据和方法等的制约,县域尺度的指标体系尚不完善。驱动分析方面,学界就县域城乡系统视角及县域内城乡融合视角提出驱动机制,但缺少区域差异性研究以及驱动因子实证性检验。在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梳理并提炼了典型国家的基本经验,但国内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理论总结和模式凝练还较薄弱。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分析中,对县城、县域经济、乡村发展及县域要素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持续关注,但缺少实证性路径检验以及不同类型县域的城乡融合路径凝练。未来仍需加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系统演化、典型案例及时空格局研究,着力建立和完善面向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监测体系,以更好地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科学...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

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发展壮大河南县域经济对建设中原经济区、推进河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阐述了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其次对河南工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县域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人均财政收入低、地方政府缺乏对经济和社会的调控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即推进县域城乡统筹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的理论内涵及定量测度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如何优化县域发展模式并提升其发展能力,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论出发,构建了基于外源驱动、城镇发展、乡村发展、城乡交互4个子系统的县域协同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并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子系统发展能力的识别与测度,探讨县域协同发展水平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河南省县域子系统发展能力呈“核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县域子系统协同度与发展能力不匹配。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整体水平不高且县域差异显著,子系统贡献度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子系统发展能力结构不合理,县域协同发展效应尚不明显。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异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创新引领和城镇促进四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发挥县域外源驱动、城乡交互子系统作用,促进外源要素落地乡村地域及由城到乡要素流动,可以激发县域子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及城乡融合。     

河北省县域城乡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河北省11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构建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核密度分析、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审视并分析了2005-2020年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有序且态势良好,2005-2020年16年间城乡融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0年为波动发展阶段,2011-2020年为城乡融合水平快速发展阶段。（2）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一定的高低值锁定现象,发展较快的地区恒快,较慢的地区恒慢。（3）河北省城乡融合水平影响因素逐渐趋向多元化演变,主导因素从相对单一逐渐转变为相对多元化。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县域城乡融合评价及差异化发展路径——以浙江山区26县为例

基于综合评价法、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从要素层面开展1995—2020年浙江山区26县城乡融合水平评价及差异化路径研究。研究表明：(1)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稳定增长,且呈组团状分布格局。(2)山区26县各要素间协调互动作用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以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为分水岭,实现由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阶段式跨越;创新型要素内部、创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尚未形成良好的互馈效应。(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技术要素辐射范围和深度不够、对区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带动作用不足是制约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未来,可从强化要素流动与组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城乡融合发展障碍因素、加强区域密联4个方面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差异化路径,以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基于云南省1992~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偏离份额分析、基尼系数产业分解方法,分析产业结构演变对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受到产业结构偏离和竞争偏离影响较大,滇中县域在产业结构上优势显著,但相对竞争力较弱。滇西和滇南县域竞争优势明显,但不具结构优势;最近10 a来,滇东县域在产业结构、竞争力方面占优,与滇西和滇南县域的差异拉大;从基尼系数产业分解结果看,第二产业是导致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首要因素。此外,第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差异贡献不断加大,对县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日益凸显;产业基尼系数变化分解结果揭示,产业集中效应扩大了县域经济差异,而结构效应则可以缩小县域经济差距,据此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来协调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县域交通与经济协调性评价

通过建构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 年和2008 年河南省各县域单元的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比较与分类。研究表明,2003-2008 年期间河南省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现象还较为突出。县域交通优势度由2003 年的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向团块状连片分布态势演进,中原城市群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外围地区,平原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山区县市;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西部普遍高于东部,山区资源县市高于平原农业县市。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强度普遍较高,并呈明显的增强态势,但多数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还有待提升,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在既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推进河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现河南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研究

运用EOF分析方法将中原经济区2004—2013年人均GDP数据分解为空间函数和时间函数,用前2个主要空间特征向量描述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通过对应的时间权重系数,反映空间差异的时间变化,揭示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格局呈现以京广线为分界线,西部发达、东部落后的特征。研究时间内这种空间格局趋于明显,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差异有所扩大。(2)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都有明显的集聚特征。(3)西北部经济发达的县(市)经济发展活跃,而东南部大部分县(市)增长较为平稳。部分县(市)经济发展迅速,导致局部经济差异格局发生转变。(4)EOF方法在分析经济发展格局的时空演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较好地揭示了中原经济区10年来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江苏典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

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研究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苏南、苏中、苏北选择张家港市、泰兴市、涟水县3个典型县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利用1995年和2015年遥感影像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评价方法,对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既有明显差异,也存在一般性路径,而且演化路径具有显著的城镇主导效应和集群分布效应。在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城镇化、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4种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演化的“四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城乡聚落有机整体的系统观,为推动城乡聚落优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支撑。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以郑州与泉州市为例

采用经济实力分析、基尼系数和区位商的方法,对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的"狼群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各县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产业、部门各具优势,并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不仅能够避免极化理论的缺陷,而且能够增强区域的整体实力和竟争力.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这种区域发展策略,有利于减小地区差距,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农民的就近就地非农转化,而且能够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发展模式为当前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树立了典范.     

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城乡融合效应

系统刻画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探讨其城乡融合效应,对于凝聚旅游经济发展合力和扩大其对城乡融合的网络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论文综合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在勾勒2010—2021年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及城乡融合水平演变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探索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城乡融合效应。研究发现：(1)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形态,武陵源区、永定区、凤凰县、恩施市等县域在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2)武陵山片区城乡融合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呈缓慢提升态势,但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有所扩大,在空间上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县域向外溢出形成高水平集聚区。(3)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且这种正向外部性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原国家级贫困县网络中心性的城乡融合赋能效应更加突出,而省际交界区的县域网络中心性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4)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对城乡融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外溢系数在110 km处达到峰值,此后随...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类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三农问题由此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焦点。文章从县域经济的特点、作用出发,论述了县域经济发展中若干重大战略问题,对县域经济进行了定位：文章认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三农问题,发展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制定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应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发展。     

高铁改造引发的大都市圈效应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高铁大规模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收缩,形成"收缩的大陆",提高了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提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不均衡的问题。关注于2004年和2007年两轮高铁改造的大都市圈效应对县域经济的影响,采用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估计方法,实证检验高铁改造是否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高铁改造的大都市圈溢出效应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地区。尽管高铁的发展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差距。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化格局和探究2020年后减贫瞄准策略,成为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多维度剖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构建了表征县域贫困压力的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县域多维贫困压力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识别出2020年后国家政策仍需重点倾斜的帮扶县,并划分出帮扶县的4种类型。结果表明：① 人类发展能力、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及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县域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规律,并与地势的三级阶梯呈现出一致性;② 2020年后仍需要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有716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区、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南喀斯特地区等生态脆弱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③ 识别的帮扶县可以划分为综合制约型一类重点帮扶县、人类发展能力制约型二类一般帮扶县、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三类一般帮扶县,以及人类发展能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制约型四类一般帮扶县,重点帮扶县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新时期中国贫困格局、贫困化机制、减贫路径及问题和模式,亟需深化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这为重视和加强贫困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程度地域差异及其机理研究

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甘肃省2007年87个县(市、区)的统计数据,对其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总体和局部空间差异格局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随后对县域统筹发展水平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最后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级行政单元进行聚类。结果表明:甘肃省域范围内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格局,并具有增长极带动下的区域整体发展特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空间差异显著,在空间上体现出两极俱乐部趋同的集聚态势;各县级行政单元自身的政府调控水平和建设水平组合特征不均衡,各项指标非平行发展。ESDA-GIS空间分析方法可以清楚地解释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问题,并且具有直观的可视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