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2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3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4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中国ICT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近年来,我国ICT产业频频出现了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现象,由此有必要对我国ICT产品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和演变进行研究。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ICT产品贸易数据,从ICT总产品和分产品的进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中国ICT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格局看,我国ICT的进出口贸易均为快速发展,但出口贸易发展快于进口;进口结构中以电子元件为主,出口结构中逐渐以通信设备为主。②从空间格局看,中国ICT贸易伙伴逐年增加,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且近20年变化不大,ICT进口来源国（地区）更为集中,我国与20个贸易伙伴交往较为密切;与进口相比,我国ICT出口国（地区）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30个国家或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ICT贸易以及数字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RCEP自贸区的建立及其成员国间贸易格局演化

RCEP自贸区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推动RCEP自贸区建设对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优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RCEP自贸区建立过程,解析RCEP成员国间贸易格局演变态势,以期为中国引领RCEP自贸区发展提供支撑。研究认为：①RCEP自贸区的建立可划分为构思、谈判和建设三个阶段,东盟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但中国的作用逐步增强;②2001—2019年,RCEP成员国间的贸易联系快速提升,总体经历了快速增长、平稳发展、波动上升三个时期,RCEP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③2001年以来,RCEP贸易网络由以日本为核心的单核结构逐渐转变为以中国、日本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再转变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④RCEP成员国间的贸易关系演化呈多样化特征,综合贸易规模和贸易集中度,可将各国演化模式划分为6类。其中,中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均属于快速增长型,在RCEP自贸区中的贸易地位明显上升;文莱、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贸易地位则下降比较明显。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产业链视角下中国关键金属镍贸易格局演化

中国为世界镍产品生产大国,但本身镍资源稀缺,且在“碳中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高度依赖镍等关键金属,各国围绕关键金属的争夺日趋激烈。为深入探究中国镍资源产业链的贸易格局,提升产业链掌控力,本文基于2001—2020年相关产品贸易数据,借助进口依存度、多元化指数及相互依存模型等手段探讨中国镍资源产品对外贸易的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镍资源储量极低,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极高。(2)中国在全球镍资源产品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逐渐上升,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附加值较低的上游镍矿砂及精矿产品,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效应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分散,路径依赖有所减弱。(3)中国在全球镍资源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有所强化,主要表现在下游产品的贸易中,但随着印尼产能的强劲释放和相关贸易国家（地区）的反倾销制裁等影响,中国镍资源贸易优势的保持与扩大面临巨大的压力。基于此,未来中国应该注重对海外镍矿资源的投资开发,推动构建区域供应链,并通过加强主要上游产品进口国家（地区）对中国镍产业链中下游产品的依赖来对冲中国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上游产品所带来的风险。     

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格局与结构分析

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区。但随着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其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全国的贸易地位逐渐提升,并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重要的外贸增长点。基于大量数据分析,采用贸易结合度、显性比较优势、出口相似度、模块度等方法,从空间格局和商品结构两个维度,深入刻画中部地区贸易发展格局并分析其成因。结果发现:(1)中部地区贸易发展中心逐渐向北转移,形成以河南为核心的外贸格局;地级市层面呈现以省会城市向周边辐射扩散的外贸格局;(2)中部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为美国、日本等传统贸易大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而相互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二者存在明显空间错位;(3)中部地区外贸商品结构相对较优但各省相似程度较高,出口以电机设备、机械器具类商品为主,进口以矿砂及矿渣、电机设备类商品为主。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Pajek、Ucinet、Gephi等软件，构建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探究2001-2016年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发现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稠密化发展趋势，网络整体遵循“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演化和重组；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演变，空间格局上形成由欧美日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全球手机贸易网络的四大子群网络板块特征明显，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国内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

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重庆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突破,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本文搜集整理2008～2012年海关统计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9.3）对重庆市对外贸易伙伴的空间分布格局、商品构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2008年以来重庆进出口商品总量增长迅速,出口集中度逐年提高,而进口集中度逐年降低;②进口贸易伙伴集中分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贸易伙伴的分布重心向东南亚倾斜。进口商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品及机械设备;③出口贸易伙伴分布更加集中于北美洲与欧洲。出口商品以计算机与通信产品、机械设备为主。其中,计算机类电子信息产品已经超过传统汽车、摩托车等产品而位居首位。最后对重庆市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重要节点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外高加索国家为例

外高加索国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位战略意义重大。该文分析了外高加索三国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国与其贸易发展历程,借助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总体格局和贸易商品特征两个角度分析双向贸易关系,并探究了影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长期保持贸易往来,贸易总额呈波动攀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明显;贸易差额起伏变化,整体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状态;外高加索三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显著大于中国对其依赖性。2)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互补性显著高于进口互补性,说明与作为中国进口商品来源国相比,外高加索三国作为中国商品的消费市场更具优势;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类型较为相似,结构呈集中与多元并存态势,主要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商品向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商品转变,而中国自外高加索三国进口的商品类型虽有所扩展,但主要类型仍较为单一,高度集中于未加工或半加工类资源型商品。3)地理距离、政局稳定性、产业结构、地缘关系、贸易环境及便利性是影响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贸易强度指数、HM指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国;(3)中国与加勒比国家的贸易联系强度较低,但贸易关系正向紧密方向发展;(4)中国在加勒比国家主要进口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5)加勒比国家商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中国商品出口对加勒比国家的依赖程度,呈现出非对称性结构;(6)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和技术创新水平成为影响中国与加勒比国家贸易的重要因素,双因子交互探测解释力高于单因子探测,包括“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类型,其中“双因子增强”占主导。     

196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 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

本文总结了我国不同尺度地域单元近40年不同阶段对外贸易总量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并初步探讨了我国对外贸易特点及其地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1)从时间尺度看,40年来,我国不同尺度的不同区域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呈长期增长态势,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2)从空间尺度看,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相反中、西地带的相对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我国进/出口位居前四位的省市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演变的趋势。在国际上,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占绝对优势,但相对地位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