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水资源利用保护问题探索——以长江下游若干城市为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加快,超大城市与城市化走廊不断扩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地区。但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们缺乏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社会经济效益,追求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对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一些重点城市,尤其是苏锡常地区与长江口的水质、水体保护与污染状况和城市化发展的相关问题曾作过深入调查分析;就地区的城市化特点、城市化过程、水资源利用管理以及合理保护水资源的问题作一些分析研究,试图探索中国经济发达区域城市化过程中水资源利用保护的新路子,特别对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和谐发展的办法和模式,对本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作出努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科学技术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文章论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特别注重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江浙地区与韩国城市化水平对比分析

城市化是我国新世纪的一大战略，江浙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理应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江浙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城市体系现状，通过与韩国城市体系的对比，指出江浙地区的城市化要想走在全国的前列，必须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的城市体系，必须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别是注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本文并根据江浙地区发展的动态变化和潜力分析，勾勒出该地区未来城市体系的蓝图，对于指导地区乃至全国的城市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空间分布变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许多大城市周边发育和形成了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剧烈、城乡职能与土地利用混杂交错,是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的新型地域类型。选取杭州市开展案例研究,探讨我国半城市化地区判别指标的选择与判别标准的确定,实证分析1990年和2000年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分布及其在1990~2000年期间的变化,进一步辨识出半城市化地区的不同类型,并以萧山区和富阳市为例,对持续半城市化地区和新增半城市化地区在发展程度、工业与建设用地规模、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推进对半城市化地区动态变化及其内部差异性的认识。     

贫困落后地区的城市化

贫困表现出特有的经济社会特征，严重地制约和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发展的大敌。加快城市化进程对贫困落后地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就业空间、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贫困落后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提出加速贫困落后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相应对策。针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区情特征，文章认为加速贫困落后地区城市化进程并非单纯追求城市化的提高，而是城市化质量和内涵的提高。文章围绕这一问题就贫困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方针进行了探讨。     

广东城市化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阐述广东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基础上，分析了广东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有明显阶段性、地区发展不均衡、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特征，并探讨了广东城市化模式的选择，指出广东城市化应该根据广东发展的实际和各地差异，走一条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以阳朔历村为例

以传统工业发展引导的乡村城市化带来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乡村空心化等问题,旅游能避免以往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成为引导新型城市化的一条道路吗?以阳朔历村为例,分阶段梳理了旅游发展过程,指出了阳朔历村通过旅游发展实现了职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通过理论解释,证明了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驱动下,旅游发展通过主客交往、供需关系和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并且是一条较为"绿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同时总结了历村现阶段出现的公共设施缺乏、建设混乱、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指出虽然政府在先前较为"宽容"的政策下对乡村城市化的实现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如果没有政府层面的有力介入和有效管理,"公地悲剧"很难避免。     

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城市地理学——在80年代的应用基础进展

城市是人文地理的一个要素。在现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城、镇之中,城市化在世界各地普遍迅速发展,因此,城市化现象是当前国际上城市地理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现阶段城市化研究已由相关要素的宏观分析和预测向人口转移的机理研究深入。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很大,所以各国学者对此更加关注。我国学者孟晓晨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揭示城市化发展机制,建立其发展道路理论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前期因发展条件不同,应选择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运用不同的调控机制。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还有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特点),对第三世界发展有较大影响,故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热点。今后我们根据世界发展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可着重开展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江苏省城市化动力因子分析

识别城市化动力机制对城市化持续、合理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发现,以往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计量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判断过于粗略的问题。文章首先通过变异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描绘出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分布状况,发现江苏省历年城市化相对差异基本稳定,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双峰趋同”的态势。分位数回归方法能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因而可使用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对比分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子。以2005年为界,将研究时段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城市化动力因子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行政力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而市场力量、外向力等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相对增大。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行政力量对城市化高的地区影响较弱,外向力对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市场力对城市化的影响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影响复杂多变。由此发现,江苏省城市化在不同阶段发展路径有不同的侧重点。     

基于生产函数视角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角度出发,构建了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要素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并使用中国1990~2011年社会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者对中国城镇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解释中国城镇化增长的98.83%,说明所构建城镇化动力机制模型具有其合理性。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就业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就业产出弹性增加,中国城镇化发展也相应提速。研究表明：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同样重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就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方能促进中国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贡献与责任使命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与对策——基于LASSO的变量筛选

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两大体系融合的背景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着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众多，采用LASSO方法从可能影响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政府制度、教育科技、医疗卫生、金融发展、人民生活、人口就业、民族文化、资源环境、能源消耗以及兵团建设13个方面选取64个驱动因子进行量化分析，依据模型压缩系数实现指标精简。对各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从基础设施建设、兵地融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口援疆以及水资源利用方面给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Semi-urbanization and evolving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2000 to 2010 national censuses

Based on the prefecture-level data of the 2000 and 2010 national census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i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stages of urbanization are re-examined by considering semi-urbanization. Nine typ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mi-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China’s urbanizat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namely, high incoordination, incoordination, low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and high coordin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rate varies significantly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its order in 2010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value was as follows: east, middle, west, and northeast. Urbanization and semi-urbanization rates in inland cities increase much faster than those in coastal cities. In addition, semi-urbanization displays a spatial pattern similar to that of urbanization across China,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rough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semi-urbanization is determined to be increasing. High-value concentration areas are expanding in the coastal east, whereas low-value concentration areas are growing in the northeast. Lastl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odel suggests a weakening trend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emi-urbanization over the studied decade. Semi-urbaniz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special production of China’s hukou system, which restricts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cities. As such, China’s semi-urbanization trend is expected to exhibit a reversed U-shaped pattern as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develop.     

空间认同: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中的知识前沿、趋势与启发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解构、调整和重构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对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知识再现。研究发现：① 城市空间认同是人们对城市发展中社会经济认同、文化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的集合。作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城市空间认同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对该领域研究的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实践中人文主义空间诉求的知识表征;② 在2008~2017年的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国际合作研究网络主要在美洲-欧洲、欧洲-澳洲,以及澳洲-欧美之间;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高被引文献注重对“空间多中心性”“地方与连续性”“城市社区”“城市公民身份”“空间绅士化”“地方主义”等方面的讨论。③ 未来研究更加倾向在“认同”“空间”“城市”“地理”“政治”“地方”,以及“社区”等新主题方面。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城市空间认同的研究较为欠缺,随着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不断推向纵深阶段,需要强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的“理论自觉”。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研究

针对中国人多地少, 且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 存在重实证轻理论, 重个案缺规律, 重特大、发达城市轻一般城市的不足,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着手, 构建非协调性评价体系, 并以2009 年中国24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对其扩展规律进行总结;然后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博弈、要素流集聚扩散及制度安排反馈视角讨论了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效率低下, 表现在区际功能匹配性差, 城市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内在“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低,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192, 其中大于1 的城市占26.42%,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城市的功能地位与铁路干线对其影响大, 呈现出地级市以上城市>地级市, 铁路干线城市>非铁路干线城市;通过机理分析揭示出, “产权区域”视角下的地方政府, 出于实现自身行为目标函数(政府绩效和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考虑, 而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下, 通过对要素流的做功而传导出来的制度反馈效应:现有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扩散冲动”;在政策建议部分, 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提出修改完善现有制度的建议。     

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对诺瑟姆曲线的讨论与发展

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化S形曲线是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理论成果,对它在中国的应用却存在曲解。根据诺瑟姆原文,不是所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能达到100%,城市化水平在30%到70%之间也不是一直处于加速状态;进而推导出城市化速度变化的四阶段倒"U"形曲线:孕育阶段、加速阶段、减速阶段、趋零阶段。其政策含义和启示在于:城市化速度变化有其规律,不能拔苗助长;中国已经迈过城市化速度的拐点,加速城市化不应是长期的主旋律;城市化依然是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中国城市化理念与重点均需转型;城市化与包容性增长、城乡统筹和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任务。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     

21世纪中国城市未来的软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

文章旨在通过理念性的探讨,试就“中国在日益深入地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一议题激发大家的讨论。文章论述了当代城市化理论现状、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的影响以及中国21世纪面临的发展挑战,认为：1）中国应注重基于本土发展经验的理论知识构建,以指导自身的城市化道路。特别地,中国需要平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和部署生态资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以部署生态资本为重心的“软规划”在未来规划中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为此需要进行体制改革、机构重组以及加强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3）扩展型都市区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努力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宜居的和有经济活力的体制性框架,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深化发展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