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来自上海证据

基于上海市1 605个居民抽样样本,利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街道尺度人口密度对个体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在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通勤方式和其他建成环境要素后发现,高人口密度总体上会增加居民通勤时耗,而且其作用是有条件的,主要受“设计”“地铁站可达性”“到就业中心距离”和“通勤方式”的调节。具体而言,提高街道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缩短居住地到就业中心距离,提高地铁站密度,鼓励居民采用地铁方式通勤,减少小汽车使用,都可以显著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因而,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和调节人口密度来降低过长的通勤时耗是可行的。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职住建成环境对郊区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

郊区化带来的职住空间分离与机动化出行问题受到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界的广泛关注。汽车依赖已经成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减少汽车通勤比例、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通勤,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兴趣点数据（POI）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周边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长距离通勤对通勤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居住地的地铁站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控制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设施密度等措施有利于减少汽车出行,而建成环境特征差异对通勤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对通勤距离的影响。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选择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的影响最为明显。社区环境的提升应从增加设施多样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营造良好的步行、骑行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绿色通勤行为。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南京都市圈居民非通勤出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通勤出行逐渐成为居民的重要出行需求,相关研究也成为人本主义视角下城市规划、交通地理学领域的热点。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借助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探究城市内及城市间居民非通勤出行特征及其非线性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南京都市圈城市内非通勤出行集中于各城市中心城区,城市间非通勤出行集中于城市交界区域及南京市中心城区。(2)建成环境对居民非通勤出行具有非线性影响,城市内非通勤出行受到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双重非线性作用,城市间非通勤出行则主要受到交通设施的非线性作用。(3)不同影响因子具有不同的非线性作用方式,需要根据其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调控和配置。最后,文章提出基于非通勤人流特征和建成环境非线性影响作用的都市圈设施优化配置策略。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广州市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行为的空间特征和碳排放分析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微观机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和碳排放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2011年乌鲁木齐居民出行日志调查数据,在分析居民基本出行特征和通勤空间特征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不同城市空间的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以通勤类出行为主,居民出行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内城中心区和郊区卫星城人均出行次数高于其他区域。城市南、北发展不平衡对郊区居民出行产生影响。②乌鲁木齐市居民通勤的实际平均出行距离为4.9 km,相比于东部大城市具有通勤距离短而通勤时间长的特征。通勤距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由内向外递增趋势。③2011年乌鲁木齐市居民日常出行人均直接碳排放量为682.95 g,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表现为中心区和卫星城的低碳化、近郊区居民中碳化和远郊区居民的高碳化。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GPS数据的城市居民通勤弹性研究——以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为例

通勤是居民出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地理、规划、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已有对通勤的研究多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定位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为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采集带来了新的契机。本研究关注个体在不同工作日中通勤的可变性,将活动弹性的概念引入对通勤行为的研究中,提出通勤弹性的概念,并界定了时间、空间、方式、路径4 个通勤弹性维度,通过探讨4 种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7 种基于弹性的理论通勤模式。研究以北京市天通苑与亦庄两个郊区巨型社区为案例,基于活动日志与GPS 定位数据相结合的为期一周的居民时空行为数据,分别利用传统方法和通勤弹性视角研究居民的通勤特征,验证通勤弹性现象的存在以及该视角透视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合理性,并利用GIS 三维可视化技术对7 种理论通勤模式居民的活动—移动时空特征进行刻画,从而透视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的通勤特征及复杂模式,为北京市城市与交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基于GPS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在城市快速郊区化的过程中,北京市兴建了大规模的郊区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和郊区新城,形成了特有的郊区居住和日常生活空间。由于这些郊区巨型社区周边配套设施和就业岗位的不足,造成了社区居民的长距离通勤,激化了北京市交通拥堵、职住空间错位等城市问题,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伴随着人文地理学中的行为转向,时空间行为已成为透视城市空间的重要视角,行为论方法中的活动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测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内已有的活动空间研究往往基于传统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密度插值法从汇总的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居民的个体差异性。本研究利用2010 年基于GPS的北京市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以天通苑和亦庄两个郊区巨型社区为例,采用GIS 空间分析和标准置信椭圆法,从非汇总角度对郊区居民的整日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并在居民活动空间叠加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日常活动空间及其对城区空间和案例社区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挖掘工作日居民对城区空间利用的影响因素,从而透视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存在的问题。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     

广州市三个圈层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以都府小区、南雅苑小区和丽江花园为例

低碳城市已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研究领域,但从微观层面探讨城市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利用对广州市不同圈层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其通勤碳排放进行测算,采用分等定级和洛伦兹曲线分析社区间、社区内、个体间的分异,并建立了基于多元回归的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较符合“60-20”规律(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20％的人排放了总量的60％).中心区和边缘区的通勤碳排放不均等性更大;不同个人、家庭和通勤属性的通勤者的碳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通勤距离、出行交通方式、每天的通勤往返次数、个人的工作月收入和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对家庭通勤碳排放有显著影响.     

基于POI大数据的天津市居民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将2018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状况调查问卷的微观数据和城市生活设施相关的POI数据相结合,刻画天津市居民通勤距离和通勤流向特征,并分析居民个体属性及其对公共服务空间偏好与通勤距离的关系。结果表明:天津市居民平均通勤距离为6. 64 km,平均通勤时间为29. 25 min,通勤流向以内部通勤为主,侧面通勤为辅,跨区通勤具有临近原则和经济指向性;居民个体属性和居住地周边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通勤距离影响显著,大部分居民会为了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便利的生活环境而承担更长的通勤距离。基于此,从合理推进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南京市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长距离、长时间通勤以及机动化通勤方式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论文基于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业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通勤模式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勤距离对机动车通勤模式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对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② 在心理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机动车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与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还存在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在身体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降低了就业者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概率,但增加了就业者选择机动车通勤模式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增加了就业者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健康行为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显著负相关,机动车通勤模式对睡眠时间产生负向间接影响,与是否做家务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散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③ 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因就业者社会经济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女性、年龄较大以及收入较低的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城市职住空间、减少通勤时耗,降低小汽车依赖、促进积极通勤来提高就业者身体活动量,并为特殊群体的通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