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时期, 各级城市都开始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在经济 发达的地区, 应该及时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文章在阐述新 时期对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的新认识基础上, 认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 应该秉承 "系统分析, 全面协调; 扬长补短, 发挥优势; 统筹城乡, 引导与调控兼顾; 产业、空间、生态战略并 重”的观点, 全面掌握研究区域的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 有针对性、有步骤、有重点地制定相关的 发展战略。针对双流县而言,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 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条 件和外在发展环境, 积极稳妥地推进“稳步推进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北部带动与圈层发展战略、因 地制宜和重点突破战略",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及地理背景研究

选取伊犁河谷为研究区,探讨了夏朝以来的1 029处遗址时空分布和地理背景。结果表明：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依次为“河岸阶地→河流谷地、谷地的丘陵和高阶地→低起伏低山和低丘陵→冲（洪）积平原、河谷平原”。遗址分布范围分别经历了“分散”、“扩大”、“收敛”、“集中”的演变,其空间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演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其分布中心经历了从河流“中上游→下游”的演变。遗址集中分布于第2～8级（601～1 300 m）高程和第1～5级坡度（0～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表现出从高海拔、高坡度向低海拔、低坡度转移的趋势。古遗址数量、规模均以宋元明时期最高,而古墓葬则以春秋-秦时期居首。古墓葬遗址主导文化经历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乌孙文化”的演变过程。     

城市快速增长期生态与环境整合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同时城市的环境恶化、生态破坏也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之一。由于在概念的理解上 ,“生态”与“环境”既有一定的区别 ,同时也有重叠的部分 ,导致城市生态指标与环境指标选取易出现一定的混淆或过于偏重某一方面 ,影响对城市生态与环境总体特征的全面反映。     

西安入境游客目的地空间意象认知序列研究

选取西安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依托324 份调查问卷中所提取和统计的认知地图相关数据,分析了西安城市目的地空间意象特征,并重点探讨了认知地图类型及构成要素在游客停留天数上的动态变化过程,据此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城市空间意象认知过程。结果显示：① 西安入境游客的认知地图共分为四大类型,其中以空间型为主,单体型、序列型和混合型次之。② 从空间意象认知要素上看,标志物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区域、边界、节点和道路。以钟楼为中心结合城墙以及东西南北4 条大街,构成了入境游客西安城市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基本框架。③ 西安入境游客目的地空间认知过程,在认知地图主导类型上,呈现“空间型+单体型→空间型→序列型（混合型）→单体型”的演变序列,在空间认知主导要素上,则为“标志物→标志物+道路→标志物”的发展序列。这一空间认知过程反映了游客对目的地空间意象的关注重点由个性到结构,再到意义的转换。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干旱绿洲农业区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及分异机制——基于三生空间主导功能判别视角

干旱绿洲农业区生态环境脆弱,开展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能为该区国土空间优化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论文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移动窗口法、生态贡献率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干旱绿洲农业区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及分异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生产和生活空间持续扩张、生态空间总体减少,结构从“单一农业空间增加”向“转换类型多元化”转变,功能由“生态转生产为主”向“生产与生活、生态与生产多功能相互转换”演变。② 1990—2020年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总体为正,耕地面积占比较大的村镇质量指数相对较高;其他生态空间向林草水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正效应最大,林草水生态空间向其他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负效应最大,2010—2020年农业生产空间过度扩张挤压林草水生态空间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正在显现。③ 人口密度、地均GDP和植被覆盖度是生态环境质量分异的关键因子,降水量、土地开发强度、耕地面积占比和地均水资源量是核心因子;因子交互作用使农业生产空间增加和林草水生态空间压缩权衡博弈产生自适应稳态机制,从而形成了总体偏低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村镇在面对干扰冲击时的自组织、适应性和转型能力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进而塑造了村镇分异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格局特征

运用主成分分析、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马尔可夫链和ESDA方法,在GIS 技术支持下,基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24 个空间单元2000 年、2003 年、2007 年3 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该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动力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域城乡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城乡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趋于扩大;② 区域城乡综合发展水平“两极分化”明显,高水平空间单元集中在5 个地级市辖区,低水平空间单元进一步向哈大铁路沿线集聚,并在其北侧形成“哑铃”状连续分布区,该区域有可能陷于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③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经济实力、空间区位、居民收入等是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因子。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多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各圈层因自然条件、城市化、产业化的不同而承担着不同的生产/非生产性功能。应用农业多功能化推移图谱和产业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北京市农业由近郊平原区到远郊山区的可分成两种演化模式:一是由现代都市型农业向传统农业推移的模式;一是呈扇形推移的农业演化模式。在距中心城市30~40 km范围内,有一个非农产业主导的城乡功能推移的分界区。该区以外,现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其非生产性功能逐渐增强,生态功能更成为中远圈层多种功能的主导。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全球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制度改革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了城郊乡村空间分化,以空间生产和博弈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广州市城郊北村的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进行解析,以期丰富乡村空间分化和治理的理论。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村的发展经历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等3个阶段,业态结构从单一的农业逐渐转向为多元,兼有农业去中心化向农村社区化发展转变过程。② 伴随村域经济发展转型,北村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趋向多元分化,各类用地空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呈现出商住混合和工商混合的用地新特征,空间上逐渐形成“公共服务设施—传统居住区和现代居住区—商业区—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圈层式布局模式。③ 乡村物质空间的多元分化动力主要源于新产业介入和主导产业的更替转变。内生的土地流转方式和外生的城市资本共同推动乡村工业化进程,市场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向服务业转型。④ 乡村工业化驱动了村社组织对历史建筑功能的置换,改变了乡村以宗族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组成的业缘关系,乡村社会关系逐渐多元化。⑤ 城郊乡村空间多元分化遵循着资本和土地利益博弈逻辑。本地村民、代耕农民、经济合作社、工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等行为主体对空间进行争夺和利益博弈,村社组织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空间演进及内在关联性测度——基于武汉市夜间灯光数据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     

Process and caus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hai Rim Region,China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as brought the country a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high-speed growth of the economy not only led China to a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we first us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method to evaluate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level by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index, land transformation index,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dex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dex between 1996 and 2012 around the Bohai Rim Region. The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ach index, we used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the change in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dex during the 16-year period using Global Moran＇s I index and Local Moran＇s I index. Finally, w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 of change of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dex at county level, summarizing five main factors：（1） the radiation from the surrounding big cities,（2）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3）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4） the publish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macro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policy, and（5）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opology.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京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研究

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1)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2)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3)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     

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空间冲突已逐步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区域安全。界定空间冲突的内涵,分析空间冲突的形成原因、演变特征和影响效应,构建空间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探索性工作。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客观地理现象,按其形成原因可分为空间经济冲突、空间生态冲突、空间社会冲突和空间复合冲突4 类;空间冲突的演变过程呈倒“U”形变化,其可控性级别可划分为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4 个层次;空间冲突的影响效应表现为空间资源失配、空间开发失序、生态系统失衡和社会发展失稳等。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土地整治: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必由之路(英文)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 lacks of a major hand grip and spatial supporting platform, due to long-term existed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unst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platform for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and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ing on the effects analy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y carrying out land consolidation is probe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models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s analyzed combining with agricultural land consolidation, hollowed villages consolidation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consolid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bottom-up" restructuring strategy accompanied by a few "top-down" elements is helpful for smoothly pushing forwar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will rely on the innovations of reg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olicy and mechanism, and mod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rural space, the foundation base and platform for realiz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中山市农村就地城市化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农村在经历着由传统农村,在经历过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后,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农村就地城市化。本文以中山市为例,分析其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其就地城市化特征差异较大;中山市就地城市化发展主要是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机制、外向经济带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体制制度推阻机制等综合机制共同作用形成的,但每种机制在中山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起的带动作用或主导机制是存在演进更替的,其动力贡献度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