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在印度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R&D投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特征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规模的持续扩张、产业和空间的不断集聚、跨国公司与本土研究机构的合作日益加强以及R&D产出明显增多等几方面。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动因主要归因于印度的廉价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份额、优惠的激励政策以及相对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地区）R＆D投资的空间格局研究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尤其是R＆D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研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发展历程、空间演变和空间特征。研究验证了企业的资源观在解释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中的适用性，并提出中国应抓住跨国公司调整R＆D投资空间布局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政策吸引和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扩张的时空演化与双重嵌入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印度发展的“软肋”

印度经济的改革开放比中国整整晚了10年，许多经济政策还没有到位，基础设施相当落后，这使熟悉了中国投资环境的西方投资对印度很不习惯。印度的企业通常都是遵守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而印度各邦、各县的化、宗教和习俗差异很大，所以政策法规也有所不同，因此，国外投资常常感到非常困惑。德国的一个企业家代表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情况，认为在中国创办外资或合资企业要比印度容易得多。     

跨国公司在开发区的投资模式及区域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对华跨境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分国别的技术引进合同数据,探讨对华跨境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美国、日本、德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对华技术转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对华跨境技术转移主要受技术势差、地理距离与技术通道等因素的影响。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势差越大、距离越近,技术溢出的强度越大;海外华人网络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作为技术通道促进了海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研究——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

在公司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是地理学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研究的有益尝试。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为了相对科学直观地构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等级体系,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84个样本进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综合实力、研发环境、市场规模是其中最重要的区位因子。根据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等级分为五个层次,即核心区域、高密区域、中密区域、低密区域和弱势区域。发达国家明显占据全球研发空间体系的主导地位,掌控着科技发展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但个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已进入较高层次。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情况．按照在全球位势强弱和要素空间流向的不同,把全球国家（地区）分为全面发展型、环境优势型和市场潜力型三种类型。其中,中国位列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高密区域,但仍属市场潜力型国家,处于接受扩散的境地。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以及内外向流动的不均衡,阻碍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空间体系节点区域的创建。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解构及过程

基于广义复杂系统观,建立研究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全过程+多系统的分析框架,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进行多系统的解构。基于多系统的解构分析结果,对多网络系统框架下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组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巨系统,由多系统组成;② 为达到整合世界各国的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目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在多阶段形成的多系统协同治理关系,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前后交叉,交替演进,共同构成跨国公司搜寻、整合和利用世界各国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的全过程。     

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对华投资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虽然处于低迷徘徊中,但仍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特别足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其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且通过2005爱知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示了其雄厚的科技实力、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近年来,日资企业持续保持对华投资热,在上述背景下．其投资战略和投资行业的调整折射出对华投资技术转移的新动向。     

印度软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分析

近年来,印度凭借软件产业的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和输出大国。印度软件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地理集聚与扩散现象。借助国内外关于集聚与扩散理论的研究框架,利用印度官方统计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印度软件产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各阶段软件产业的企业内部的集聚特征。把影响印度软件业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子概括为智力资源,区域环境,供应链环境,政策扶持以及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近年来印度软件产业的集聚与从工业中心发生扩散的现象及原因,有利于对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和集聚地的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及区位选择研究——以哈杉鞋业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哈杉鞋业为例,全面揭示了其产品“走出去”→市场“走出去”→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全球化经营的梯次跨越过程,总结了其理论意义,并提出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与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保险市场历来被国际保险业公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加入WTO以来,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进入快速扩张期,区位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本文回顾了外资寿险公司在华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区位分布特点,并对其区位选择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区域人均城镇收入水平正相关,而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FDI呈负相关。未来外资寿险公司将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发展。     

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世界油棕生产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发展预测

油棕是世界上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一种木本油料作物,有“世界油王”之称。它的产量和贸
易量比重在植物油料中居世界第一,经济效益巨大。本文从世界油棕的起源与地理扩散入手,对近
年来世界油棕的生产贸易现状作了分析,结果表明：油棕起源于非洲,扩散到亚非拉广大热带地
区,目前形成中西非、东南亚、中南美三大产区和印、中、欧盟等十大消费地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
上,对油棕生产贸易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一是种植面积和油棕消费市场将会继续增长;二是新科
技助力油棕的增产;三是油棕的可持续利用必将进一步加强。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