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扩张的时空演化与双重嵌入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跨国研发投资与中国发展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创新自主发展基础的面板联立方程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市2009~2012年的面板联立数据,研究了跨国研发投资与中国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水平,跨国研发投资对中国的创新自主促进效应较为明显;凭借当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还将在国际研发分工调整过程中,实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目的。但与跨国研发投资的总体影响不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等分组省市与跨国研发投资的关系差异明显。其中,以目前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中国只有东部分组省区达到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建网的区位据点条件,中西部分组省区则受薄弱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制约,不能通过与跨国研发投资的良性互动,达到提高国际分工位置、加快创新自主发展的目的。这表明在一国内部,跨国研发投资的实际影响,也将随着投资地自主创新发展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要实现对跨国研发投资影响的辩证认识,就必须结合考虑东道国的创新自主发展基础。     

跨国R＆D投资的宏观区位选择

本文从全球尺度上考察跨国R&D投资的宏观（国家）区位选择。采用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各东道国的R&D支出数据，从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的规模和特性、东道国技术资源状况和东道国政策法规三个方面来考察影响跨国R&D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R&D投资流向主要受公司本身的FDI流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科技人才的供应、技术设施的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职能与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研究

跨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制度是跨国公司应对经营“全球化”和“本地化”的要求而进行的一项组织变革。由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承担着制定区域性经营战略和协调区域内众多子公司生产、销售、物流、研究与开发、资金筹供、人力资源培养等经营活动的职能，它的区位对东道国及其所在城市经济带来广泛影响。本文从跨国公司和地区总部职能特点入手，分析了该职能的区位因素，并探讨了跨国公司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特点，最后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商务职能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演化视角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既得益于本土创新主体的驱动,也离不开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参与。在跨国公司大规模海外研发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基于研发全球化的背景,首先从演化视角出发,探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演化,分析不同演化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其次根据二者的互动意图和要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互动的形成机制;最后以微软为典型案例,剖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我国本土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解构及过程

基于广义复杂系统观,建立研究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全过程+多系统的分析框架,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进行多系统的解构。基于多系统的解构分析结果,对多网络系统框架下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的空间组织组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巨系统,由多系统组成;② 为达到整合世界各国的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目的,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投资空间组织在多阶段形成的多系统协同治理关系,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前后交叉,交替演进,共同构成跨国公司搜寻、整合和利用世界各国优势研发创新要素的全过程。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 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企业以“T”字形铁路沿线为轴线逐渐向两端扩展;② 沈阳市区始终保持东北三省企业资本规模领先地位,哈尔滨、长春、大连市区资本规模增长迅速,并与沈阳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③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单核心热点型、中心城市集聚型和“大集聚-小分散”型3种类型;④ 市场规模、城市等级是影响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两大核心因素,外商投资水平次之;⑤ 不同区位影响企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中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

 旅游知名度是游客旅游决策的主控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目的地获取潜在客源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从入境游客认知视角,在大样本入境游客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持下,运用Moran指数和相关性检验,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属性,其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类型与等级差异。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地域相邻高度相关;沿海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高度相关;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明显的类型或等级相关;国际焦点关注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认知与其它城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泰中罗勇工业园“园中园”模式与效益评价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产能合作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利用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泰国GDP数据分析双边贸易和投资，从“园中园”开发模式、区位条件、服务环境及企业特征4个方面详细探讨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发展模式，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园区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① 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兴业的第一平台，也是中泰产能合作的有效载体；② 泰中罗勇工业园采用“园中园”开发模式，是中国海外园区一个有效的发展模式；③ 2012—2018年泰中罗勇工业园园区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园区效益较好，其中，2016和2018年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基于此，总结泰中罗勇工业园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启示：“园中园”模式完善招商环境、提高投资效率，结合自身与东道国优势、构建合作区完整产业链，实现合作区本土化、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