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00北京市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动分析

根据1980、1990、2000年的统计资料和实地走访观察,本文分析了北京市乡镇一级的粮食作物、蔬菜作物和果品作物的分布格局及农业土地生产性近20年的变化。研究认为:1980年北京农业生产分布格局与土地生产性为比较典型的杜能模式;随着农业经营的多样化,1990年和2000年北京农业土地生产性呈现出多样的分布格局;北京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果品作物的分布格局及农业土地生产性近20年的变化与此阶段的农业生产政策、农业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变化有较强的关联性;对北京以上问题的研究为验证杜能、辛克利亚、布莱昂特城市周边农业地域研究经典理论的演变提供了实证案例。     

合理调整上海郊区棉花生产布局问题

上海郊区在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结构下,农产品产需矛盾越来越大.减少棉花种植,扩大粮田生产,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将有助于促进郊区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促进多层次复合式大农业生产的发展. 棉田减少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必须贯彻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各类地区分工各有侧重以利于专业化、区域化和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原则.在缩减棉花生产规模的同时,必须合理调整棉田布局.首先应在八十年代逐步缩减近郊粮、棉、菜三夹种地区.第二步在九十年代逐步缩减或甚至于取消近郊各县的棉花种植.今后,棉花种植应相应集中在南汇、奉贤及金山县南部沿海地区,棉田占耕地比例可在30-40%;崇明东部和北部地区,棉田比例宜在30%左右.近郊环城地区应以蔬菜专业化生产为主;其他地区应以动物性副食品生产为主,自给性粮食生产为辅,适当发展多品种经济作物;西部地区应以稻谷生产为主,积极发展淡水养殖和畜牧生产,适当发展水生蔬菜和水生经济作物;海岸带滩地资源的开发则以淡、海水养殖和奶牛为主体的畜牧生产为主,适当发展饲料和多品种经济作物.     

近30年云南省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变化分析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     

浦江县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非线性分析

本文以浙江省浦江县农作物种植的现状规模为基础,以农户农业生产调查和统计年鉴为样本数据,以规模农业与资金投入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为工具,构建浦江县农业种植的最佳稳定性参数,并根据浦江县在全省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区域优势,认为该地区完全具有规模经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利用该模型得出在其粮食自给率达到80%以上时,其整体经济收益与粮食自给率并不呈完全负相关,可以通过对其水稻、蔬菜和以葡萄为代表的水果的种植规模进行调整,实现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模拟结果还显示,在粮食自给率达到85%时,水稻、蔬菜、葡萄理论最优种植面积为13502hm2、1570hm2、628hm2.     

气候变化和物候变动对东北黑土区农业生产的协同作用及未来粮食生产风险

东北黑土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然而,气候变化背景下东北黑土区气候及物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力的综合影响并不清晰,未来农业生产风险评估的定量化程度不够,风险等级制定缺乏依据。本文借助遥感产品、气候资料和模拟数据等资料,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相关分析及干旱危险性指数等方法,探究东北黑土区作物物候动态及其气候响应特征,辨识气候与物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复合效应及未来可能风险。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东北黑土区29.76%的区域作物生长季开始期呈显著延后趋势,16.71%的区域作物生长季结束期呈提前态势,生长季开始期受气温的影响范围广,且滞后时间长;生长季结束期与前期气候变化关系更加密切,且带状差异性响应格局尤其明显。② 气候变化和物候期改变对作物生产的解释能力较生长季同期气候变化的解释能力增加了70.23%,解释面积扩大了85.04%。③ RCP8.5情景下东北黑土区粮食总产量呈现上升趋势,粮食生产风险表现出“南增北减”的演变特征,风险区面积不断扩大,全球温升2.0 ℃时,松嫩黑土亚区南部粮食减产量可能达到10%。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气候—物候—作物生产的关联机理及未来粮食生产风险,对制定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中国粮食生产格局演变及城镇化与膳食结构变化的影响（英文）

粮食生产格局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生产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南北格局发生变化,"北移"特征明显。1980年南方省区粮食产量占比60%,北方省区占比40%,到2015年北方省区占比56%,南方省区下降为44%;二是东中西部粮食生产呈现"东缩中扩"特征,东部沿海省区粮食生产明显萎缩,中部粮食生产呈扩大态势。1980年东中西部粮食占比分别为38%、36%和26%,到2015年则为27%、46%和27%;三是粮食生产空间集中度增大。1980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总产量占比为69.27%,到2015年达到76.18%,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力增强。城市化快速发展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东中部和南北方粮食播种面积此消彼长,增减幅度在7%–8%之间。膳食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格局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消费总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从1980年的82%下降为2015年的68%;另一方面,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动物消费的饲料粮扩大。表现为稻谷和小麦种植面积占比下降,饲料粮(主要是玉米)种植面积占比从1980年代的20%增大到36%。未来随着国家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立,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将合理回归,饲料粮需求持续增加但生产扩大的空间有限。     

近30年中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时空变化分析

综合运用时序变化趋势、空间集聚分析等方法,从种植结构类型和种植比例变化趋势分析了1980年以来中国县域种植结构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近30年来中国前10位的种植结构类型有16种,2002年后多元种植结构逐步替代单一型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占优的单一种植结构类型呈逐年递减趋势,其中1980年全国82.7%的县级农业种植结构是水稻、小麦、玉米及其组合种植类型,2002年后的果蔬类型增加改变了种植结构格局。② 全国种植县中有47%的水稻、61%的小麦和29.6%的玉米的种植比例显著减少,其他作物呈现增加趋势。粮食作物由以水稻为主的格局调整为水稻、小麦和玉米共存格局,其中玉米种植面积比例在空间上变化最为显著,在中国形成北东—西南向的“玉米减少带”。种植结构调整热点的城市地区,城市化对种植结构变化影响显著,水果和蔬菜类种植比例在城市化地区快速增加。③ 种植结构变化趋势在1300个县形成空间集聚效应,水稻的高高聚集占全国县数的2.86%、小麦占5.64%、玉米占6.11%、大豆为4.53%、麻类为1.62%、棉花占7.77%、蔬菜占8.24%、薯类占12%、水果占10%、糖料占1.41%、油料占9.35%,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新疆和沿海的城市化地区。     

北京极端气温变化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

应用1960~2009年逐日气象记录,在对观测资料进行均一化处理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地区极端气温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响应过程。结果表明,过去50 a北京极端最高、最低气温分别以0.23℃/10 a以及1.02℃/10 a的线性倾向率显著增加,在1988年前后存在明显的增暖性突变。1997~2009年间北京高温日数最多,霜冻日数最少。1980年起,北京市区极端最高气温及其增温率明显高于近郊和远郊,高温日数维持市区多于近郊,近郊多于远郊的格局。近、远郊极端最低气温温差高于城、近郊温差。     

闽东南区域甘蔗生产变化与适度规模问题

闽乐南区域是中国主要蔗糖产区之一,１９８６年其甘蔗种植面积为７．３３×１０＾４ｈｍ＾２,蔗糖产量为５１．２×１０＾４ｔ,之后连年滑坡,１９９５年其甘蔗种植面积仅为３．１５×１０＾４ｍｈ＾２,蔗糖产量１６．２×１０＾４ｔ。调查分析了闽乐南区域甘蔗生产的历史及现状,认为其连年滑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粮食和甘蔗争地矛盾、甘蔗生产和收购政策变化、种蔗收入比其他现金作物低、农户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等。根据消     

北京城市边缘区非农产业活动特征与形成机制*

考察了北京主城边缘区的非农产业结构与空间特征,揭示了二者的交互演进过程: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城市边缘区形成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边缘区的圈层扩展和空间演进;边缘区的外移过程中,制造业具有稳定的优势,交运仓储、生产资料租赁等传统生产者服务业的优势也随之强化,但空间黏滞性较强的旅游、体育等行业则促进了边缘区产业结构的时相差异性。文章对城市边缘区"年轮式"的圈层扩展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并将其实现的微观路径归纳为飞地式、轴向、填充式和外推式等四种扩展模式。城市规划、城郊高速公路和开发区建设、地价和综合环境的改善是城市边缘区产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动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是解决边缘区产业、空间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以钦州市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经济、人口、农业和土地4个方面选取了13个因子,分析其在2001~2010年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揭示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钦州市耕地面积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平均减少约460 hm²。② 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子是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发展,这3者构成了耕地面积变化主要驱动力。③ 可以从减少建设占用、加强土地开发利用、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和管理等3个方面遏制钦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势头。     

城市边缘区耕地面积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资源紧缺而利用方式多样,土地利用变化既与城市发展有关又和粮食安全密切联系,因此加强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研究既必要又迫切。利用1990年和2000年TM影像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 1991~2002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北京市顺义区耕地流失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990~2000年顺义区流失耕地的57%转为建设用地,43 %转为生态用地。农用地中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菜地和果园面积快速增加。工业发展是耕地流失的第一驱动力;人口城市化、房地产发展等加速耕地流失。     

喀斯特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人类驱动机制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根据土地利用和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特征分析,提出了表征县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人类驱动因素的指标,分析了二者的联系以探讨人类驱动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指出了人类驱动因素在解释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贡献,为协调喀斯特地区土地资源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提供依据,为进一步进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积累方法和经验。     

海南省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研究了近35年来海南岛耕地动态变化,认为政策、经济因素是耕地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选择区域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等驱动因子建立了与耕地减少量间的相关模型,结果显示研究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耕地减少量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呈类似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认为要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除了依靠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外,还应当依靠特色农业、非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安排城乡建设用地,从而积极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     

城市化过程中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结构时空变化特征

城市化是推动都市农业形成及结构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探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农业结构变动特征对协调城市与都市农业功能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农业结构变化率、农业结构系数、农业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等指标,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结构变动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西安都市圈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都市农业粮油生产比重持续下降,水果、蔬菜生产以及农业休闲服务比重上升,农业结构逐渐向特色化、现代化发展。(2)1999-2006年,是西安都市圈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城市化水平发展阶段,是推动都市农业结构快速调整与转变的重要阶段;2006年之后由于城市对农产品及休闲服务的需求结构格局已基本确定,类型的多样性需求相对减缓,主要以数量需求增加为主,因此农业结构变化则相对较小。(3)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结构系数降低,都市农业结构层次逐渐趋于高级化,都市圈核心区比边缘区农业结构层次更高。(4)西安都市圈各区县谷物种植业转换方向系数均小于1,谷物种植业向蔬菜、果业及休闲农业的转换较为突出,都市圈农业正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变。     

南海市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可持续利用对策

同珠江三角洲的其它城镇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市的耕地数量变化虽然存在一定的时间与区域差异，但基本上是以耕地数量锐减为特征。南海市耕地数量的减少，形式上是农业结构调整、居民点与工帮建设占用等，但实际上有其更深层次、多方面的原因，分析表明耕地的减少是受到了多种自然、社会与经济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南海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苏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基于1972—2005年苏州市统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增加是导致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子;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工业化阶段则减缓了经济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城市化率的提高在工业化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减缓作用。在工业化阶段,苏州市不同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耕地与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比较分析

基于南昌市新建县1991~2005年土地利用和自然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定量综合探讨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子对耕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方向和强弱顺序表现差异性;驱动因素同一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状况、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增长是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因子主分量;相同驱动因素的影响敏感性也表现出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