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为例

当前,中国进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的后备军,已然成为城市“抢人大战”的主要争夺目标。基于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及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剖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且“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更加集聚。(2)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核心因素,但地方品质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地方品质因素对“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强。此外,政策因素对两类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具有显著的影响。(3)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正,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均衡的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区域人才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从单一区域视角向多区域协调视角的转变,对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知识经济转型,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人才包括青年知识人才的吸引。以广州市高校大学生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城市与个人的双重视角探讨高校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青年知识移民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其本科或研究生就读地所在的城市和比其户籍地与就读地更高等级的城市（如一线、新一线城市）就业,这反映了他们向上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意愿与动机;2）他们的就业流动是城市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政策与城市文化,以及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等;3）城市经济发展（工作机会）是吸引高校青年知识移民的最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生存舒适度（生活机会）在青年知识移民的就业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城市环境建设需要关注公共文化设施、社会舒适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卫生服务设施以及城市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个人因素方面,高校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对其就业流动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细致探究青年知识移民就业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理解和建构基于中国语境的知识型人才流动理论的需要,也是人才政策制定与知识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     

"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例

自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城市步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作为人才争夺战的主要目标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者,本文聚焦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基于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运用Cartogram地图呈现了毕业生的空间流动特征,并梳理政府人才政策文件构建了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向迁移模型剖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就学地存在粘滞性,但区域差异显著,毕业生向一线城市集聚。②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部分城市通过发布人才政策以补充地方经济、舒适性吸引力的不足。③ 经济维度要素与城市舒适性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房价收入比会引发“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激励作用。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② 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③ 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的演化格局及影响机理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中国人才迁移的地理景观正涌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利用中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揭示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趋势,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解释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人才跨省流动性呈先增后减的演化趋势,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② 东部发达省市人才净流入活跃,中部、东北和河北等地区人才净迁出活跃,2010年后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失问题均开始缓解。③ 高学历人才由中西部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主要迁移模式比较稳定,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迁移规模持续上升。④ 从影响因素的演化趋势上看,全国人才省际迁移主要为经济驱动型,但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产业转型、购房成本、教育服务舒适性及气候舒适性对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影响开始增强。⑤ 全国人才跨省流动性的演化机制具有一定的阶段分异性,前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人才跨省流动性升高的主要动因;之后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减弱主要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地区过高的购房成本及小学教育服务设施短缺等因素影响。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基于交叉分类多层模型的实证

外出人口回流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现象,对其影响机制的解析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在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将地区环境纳入回流动因的讨论中,通过构建包含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流动人口个体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交叉分类多层模型方法,揭示了不同地区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研究表明：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是解释人口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流入地的重要性略大于户籍地。但两地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户籍地经济环境和基础教育的改善,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在流入地,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繁荣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则抑制了回流意愿,但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不显著。与低学历流动人口相比,高学历群体的回流意愿受家乡经济水平、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受流入地产业结构及区位条件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研究拓展了地理学的人口迁移研究,并为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中国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相似,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感知接受度低于其城市认同度。(2)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城市认同度的影响因素较少,高学历人才占比、在婚比重、跨省流动比例具有全局显著影响,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主要流动因素(跨省流动比例、来源城市群比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外,其他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局部异质性。(3)城市认同度受“个体成长—来源城市—劳力水平”三重影响,而感知接受度受“个体内部特征—流动状态—外部经济产业”三重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等。2）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负效应;高学历因素、保障性住房、社会心理认同度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其居留意愿有强激励性作用,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劳动密集部门就业是其居留意愿的强阻碍性因素。3）长三角地区住房支出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正相关,且流入地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未呈现促进作用。4）不同规模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年龄和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负效应仅在一般城市显著,对特大/超大城市影响不显著;而特大、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受高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影响更大。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Precarity among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college graduates in Beijing,China

The growing knowledge-based and service economies in mega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attracted large numbers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whereas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have drawn plenty of attention. In examining these issues,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regarding the precarity among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in Beijing. There are some 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underneath the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 precarity, a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system stil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ccessing social welfare (urban public hous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in Beijing. Although the new urban poverty has occurred in the city as a result of the questionable policies regarding social distribution and welfare, it can also be argued that some of these migrants view temporary precarity as a strategy toward futur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 the hope of doing better over the long term.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现实,理论与对策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而永久定居意愿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内在驱动力。论文从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出发,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有着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永久定居意愿流形成以上海市、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主,内陆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辅的多极格局;随着永久定居意愿的增强,对城市的选择愈发聚焦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② 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级市与流出地级市间的工资与失业率的差距显著影响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女性、年长、受教育程度高、短距离迁移、停驻时间长以及举家迁移等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永久定居意愿;流入城市的住房开始取代就业成为定居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变量。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Primacy or Pluralism: Future Directions in Economic Geography

Rates of geographical mobility vary greatly, and fairly predictably, across the life course. Our analysis of special county-to-county migration tabulations of Census 2000 data discloses that, when flows are disaggregated by age, radical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net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re taking place upward and downward within the national urban hierarchy. The movements at the late-career, empty-nester, and retirement stage are the most “demographically effective” or unidirectional. The elderly fleeing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been congregating in micropolitan and rural counties with special climatic and other natural amenities. The opposite net flow is found for younger adults, who have been flocking into megametropolitan conurbations. At the midcareer stage, the net movement is from larger to medium metropolitan areas. We detail the age articulation of county-to-county migration flows with novel graphical portrayals and statistical measures. We give 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y and migration trends, and we speculate about whether the current patterns of age-articulated movement up and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will continue as the baby boom retires and the echo cohorts come of age.     

中国城市人口户籍迁移的估算及时空特征——新型城镇化的落户政策导向

基于户籍人口自然与机械增长的分解,估算2011-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迁移人口,对比分析户籍迁移和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评估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按规模等级引导城市落户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户籍迁移日趋活跃,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空间格局高度耦合;迁入热点区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城市群,迁出地较为分散,以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