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城市群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

为深入探讨区域网络关注现状,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抖音粉丝量为测度指标,采用空间关联、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城市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运用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整体城市网络关注度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双核结构凸显、中部地区塌陷的特征;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呈上下对称分布;(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LL区在西南部连绵分布,显著LH区围绕成都和重庆分布,人均水平的高值区为连接成都和重庆的资阳;(3)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空间格局与分异格局类似,人均水平的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结构;(4)从影响因素看,网络关注度与经济、网络、交通发达程度、城镇化进程、人口构成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作用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可为促进成渝地区城市活力、虚拟经济的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婚姻是人口再生产必要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而离婚的空间特征是社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5-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离婚率变化为数据源,结合传统数理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间地区间离婚差异不断缩小,离婚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异态势;②地区间离婚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由地理邻近和网络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区间离婚现象的高低分异与特定地理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因素有关;③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增加对离婚起到显著的影响;失业率的增加及城乡收入的加大对离婚起到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增加、家庭负担对离婚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资源稀缺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测算2002 年和2007 年中国各省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和生态地租总量的基础上, 运用ArcGIS 和GeoDA软件分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规律;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回归分析以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 辨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具有西南、东北低, 冀豫高的稳定分布特征, 中西部地区呈增长趋势, 东部地区则呈减少趋势, 总体分布比较分散;② 生态地租总量空间分异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东中西部分异特征, 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区, 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生态地租总量高度集中区域, 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③ 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受到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及人均GDP与生态地租总量在空间关联性上显著正相关,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农业比重与生态地租总量之间显著负相关, 存在空间上的分散性。     

中国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

探索农文旅长效融合机制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鉴于此,选取表征农文旅发展水平的名录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CCD）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探究了中国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结果表明：（1）农、文、旅3产业发展水平不同步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特征突出。（2）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文旅先行、农业滞后”的特征,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3）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集聚特征显著,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局部分异特征。（4）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强度分别为：创新水平>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5）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受多因子复杂耦合作用,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其他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赴俄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差异及成因分析

基于百度指数获取2014—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对俄罗斯旅游相关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首位度、季节性集中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赴俄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网络关注度与实际赴俄游客数呈正相关,5年间网络关注度增长迅猛,各月关注度则愈发均衡。2）网络关注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而网络关注度的季节性集中指数则相反;各省份网络关注度由极化分布转为相对均衡分布;各省份网络关注度的首位度不显著,北方地区最高。3）各省份网络关注度等级变化不大,东西部省份差异明显。高关注地区始终为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低关注地区以西部为主,形成甘肃-宁夏-青海-西藏连片分布的格局。4）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度、国内旅游开放度是影响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城镇人口比重、赴俄交通便利程度、客源地夏季平均气温也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从加大互联网营销力度、推动开通直飞俄罗斯航线、开发个性化多元化旅游产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赴俄旅游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总体呈"东聚西散、南多北少"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总体趋于凝聚态势,变异系数高达227.95％,为显著集聚型分布.2)各区域间密度格局差异较大,呈现"南北两核心、东西两节点,中部'工'字贯穿"的分布形态;全国尺度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莫兰指数为0.252,表现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冷热点分布呈不均匀状态;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关政策、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为强势影响因素,旅游接待能力、市场潜力为中度影响因素,地形特征为相对弱势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分别研究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住宅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根据供需理论和城市特征价格理论建立了影响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初选因素,并根据半对数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分异（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与内陆城市之间）和行政等级性分异（省会与地级市之间）的双重格局;② 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购房难度较大的城市已超过一半;③ 住宅均价的总体分异趋势和空间异质性都强于房价收入比;④ 城市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市区位与行政等级特征是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两大核心影响因素。     

北京郊区节事旅游发展时空分异特征

伴随着节事及节事旅游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乡村节事逐渐由乡村地方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区县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区域尺度下,由于各节事举办地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区位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节事发展在时间分布及空间分布上均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演绎出嬗变与分异的基本特征。研究区域范围内节事时空分异现象,准确把握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节事区域性时空布局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对于区域尺度下节事与节事旅游的布局优化与资源整合同样意义深远。本文以北京郊区作为区域样本,以1980-2009年节事举办数据为时间样本,综合SPSS回归分析、波士顿矩阵、GIS等研究方法,首先阐释了京郊区域10个区县节事举办的年际、年内分布规律、发展的阶段分期及其阶段性特征;随后,在定量测度区域范围内10个区县节事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方法的引入,分别从城市化水平和空间可达性二个角度对其与乡村节事空间分异现象形成的关联程度进行了验证性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京郊乡村节事在区域层面的应用实践进一步解释了空间分异现象的若干成因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

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产业案例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知识网络,而对科学家等个人层面的网络研究较为缺乏。以2014—201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为原始数据,筛选出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之间合著论文的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3个维度,探讨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且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网络特征;② 此知识网络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地理邻近性作用明显;③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中会受到科学家自身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呈现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均对知识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基于微博语义分析的重庆主城区风貌感知评价

采用社交网络数据对城市进行感知与评价是一种新的城市感知定量研究方法。本文将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作为城市感知的数据来源,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方法,探索用户对重庆主城区城市风貌的感知与评价。针对重庆主城区特色风貌片区,研究形成了签到地图、情绪地图和对象地图。签到地图客观反映重庆主城区新浪微博用户活跃程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情绪地图挖掘活跃用户对空间的情绪表达和正负面态度;对象地图解析出现这种签到热力分布和情绪分布的原因,发现引发正负面态度的情绪对象。通过分析用户对规划师所设定的风貌要素载体的典型意见,将要素载体归纳为有感知积极、有感知消极、无感知和有感知未设定4类。今后应进一步从要素识别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为规划师塑造和管控城市风貌提供参考意见。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道路交通可达性阻力值、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1990-2013年的广东省全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并讨论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其机制研究的内容框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邻河流、邻乡镇的空间指向性。呈现出“平原稠密,山区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湛江平原台地两大高密度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围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出邻近于河流谷地和沿交通线串珠式布局特征。② 乡村聚落除具有邻近开放型道路空间指向性外,更为重要体现为到乡镇的道路交通可达性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最大,镇—村连接的交通网络完善度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意义重大,全面提升乡镇的综合生产和服务能力将是优化农村地区村镇体系的核心。③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形态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自然地理本底属性是村庄优化布局与空间重构规划建设考虑的第一要素。④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重构农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对接于全球市场网络体系,建构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生活服务圈,有待进一步探寻“三生空间”的重构和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深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乡村空间生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行为、社会自治、社会文化领域等的研究将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核心领域。     

互联网对中国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院线”与“网络”电影的比较

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及研究内容框架展望（英文）

Based o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data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using kernel density, the minimal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of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it were quantitatively examin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3.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and its effect mechanisms were also discussed and generalized for the futur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wed spatial directivity of low altitude, low slope, and adjacent to rivers, as well as to villages and towns; thus a special pattern was formed, which was dense on the plains, sparse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ncluded two core high density region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Chaoshan plain in the east and the Zhanjiang plain tableland region in the we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as located along the rivers, valleys, and roads with traffic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surround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2) In addition to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the open road, it was important to show that the accessibility of road traffic to the township has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The connected transport network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is significant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as a comprehensive increase in township production and service capacity will be the key to optimizing the town-village system in rural areas.(3) Elevation and slope were two basic but influential factor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distribution, scale, and form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attributes of the physical geography are the first elements in optimizing village layout and planning spatial reconstruction.(4)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ra,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ket network system orders connects with the global market network system in rural areas. The rural life service circle will be constructed with the township at its core to explo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its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and socio-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It will also allow for exploration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rural spatial production, rural social networks, group behavior, social autonom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which will bethe core focus of China's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中国老年地理学研究进展

在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老龄问题逐渐成为新常态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传统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了2003-2017年国内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关键词共现归纳出中国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为：①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和养老设施空间配置成为近年来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但大区域小尺度、更深层次驱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老年居民的社会交往、情感归属、社会资源与社区多维度结合,是未来社区建设与养老重点关注的方向;居家养老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尚未形成理论突破并推动政策实践,亟待学者对其进行本土化的理论构建。②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研究成为新兴研究领域和主导方向,如何由宏观层面关注老年人健康与环境关系到微观层面关注老年个体情感体验、地方依赖,空间化健康与环境关系,选择和量化人文因素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难点。③对老年人空间行为研究有待实现定量和质性研究的互补融合,探索强调个体认知、行为偏好的行为主义地理学与强调时空整体性与制约的时间地理学的有机结合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就医空间可达性度量和缺医地区判断——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

潜能模型广泛应用于就医空间可达性评价,现有模型综合了医疗设施服务能力、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虑"医疗设施不同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表明,改进的潜能模型能够更为合理地评价就医空间可达性,准确揭示居民实际所能获取的医疗资源,结合医疗资源配置相关标准,则能有效判定缺医地区,为政府相关部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Metrics for characterizing network structure and node importance in Spatial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fers powerful tool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set of people. However, the addi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poses new challenges, as nodes are embedded simultaneously in network space and Euclidean space. While nearby nodes may not form social ties, ties may exist at a distance, a configuration ill-suited for traditional spatial metrics that assume adjacent objects are related. As such,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metrics to describe these nuanced situations. We advance the burgeoning field of spati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y introducing a set of new metrics. Specifically, we introduce the spatial social network schema, tuning parameter and the flattening ratio, each of which leverages the notion of ‘distance’ to augment insights obtained by relying on topology alone. These methods are u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hat is the soc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Who are the key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We use two synthetic networks with properties mimicking the one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as validation datasets and a case study of employer–employee network. The methods characterize the employer–employee as spatially loose with predominantly local connections and identify key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the network connected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