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地方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论文以青岛市为案例,选取1988—2010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并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可以提高以GDP对数值为衡量单位的城市经济效益,但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滞后性;② 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后,城市经济在短期内仍有惯性表现,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政策实施的第6年开始显现,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分为投资建设、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4个阶段;③ 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从政府引导效应、投资驱动效应和要素驱动效应3个方面去理解。研究不仅证明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经济的促进效应,也为地方政府评估行政中心迁移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城市行政中心区位选择与迁移类型 ——以深莞惠都市区为例

行政中心迁移作为重要行政决策,对城市发展战略和近期建设重心有显著影响作用。本文采用层次演进分析法,对珠三角东岸中心城市深圳、东莞和惠州进行行政中心的分布规律与影响要素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中心概念出现演化,形成服务中心与配套设施逐步分离的需求;行政中心迁移可分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空间管治的驱动和新增长极的创造等类型。对珠三角深莞惠都市区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选择行政中心跨区迁移,其迁移核心体现在与珠三角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和深港同城化2个层面;东莞行政中心迁移源于空间管治驱动,以达成新旧中心城市功能的置换;惠州行政中心跨江迁移,为的是促进新城市增长极的形成。3种迁移模式的成功实现有助于探索都市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耦合互动发展路径,对我国都市区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以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发展伴随着明显的空间集聚过程,不同城市之间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局部集聚趋势;相邻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赋存状况、旅游服务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对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各影响因素系数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性。进而从空间作用和相互影响角度出发,提出促进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持续稳定与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都市边缘区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20世纪90年代广州白云区为例

基于ArcGIS、SPSS分析平台,以广州白云区为例,对农村集资房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Arc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时空演进由“点状”发展走向“交通线状”蔓延,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对交通干线的依赖性明显;2）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农村集资房项目相对所属镇街行政中心的空间集聚效应由于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通过SPSS数理分析发现：1）农村集资房市场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农村集资房开发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相伴相随;2）政策是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左右着农村集资房的发展方向。政府力（权力）、市场力（资本）和社区力（抗争）等3种力在不同时期作用方向有所不同,推动着农村集资房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市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北京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迁移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分析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中老年人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选择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中4个新建小区为案例区,收集有效调查问卷353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研究北京市老年人口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迁移老年人中,71.4%的老年人愿意迁移。与子女居住距离的变化、孙辈的出生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是自主迁移老年人迁移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变化对迁移行为有重要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经济条件、与子女居住距离和居住环境对其迁移意愿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结合老年人迁移的影响因素与宜居社区建设政策,为构建老年宜居社区提供科学依据。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研究

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及其区域效应是当今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及区域效应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区域发展进程的经济社会演化态势,并对中国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可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呈现了劳动力高强度集聚、长三角内迁移流动活跃、劳动力迁移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等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与此同时,长三角劳动力迁移流动对长三角各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人才密度、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将造成影响。在未来,经济社会演变对长三角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将产生新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为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初步构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研究框架及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双变量局域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空间的规模、等级和形态变化等方面考察京津冀地区2001—2019年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基于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从双核心逐渐转为多核心,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初见成效。②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高速增长下的双核心极化缓解阶段;中速增长下的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阶段;快速增长下的多核心形成阶段。③ 影响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星级饭店的数量、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和旅游大事件等,其中人均GDP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核心枢纽城市、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有一定差异,星级饭店数量、旅游大事件和PM_2.5浓度对核心枢纽城市和旅游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城市道路面积、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旅游大事件、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PM_2.5浓度等则是影响旅游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行政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依法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空间基础和重要依据。本研究采用空间分析、基于格网的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仍基本遵循着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政区划界原则,总体呈现出行政级别越高,受山川形便的影响越明显,海拔越低,受犬牙相入的影响越明显的基本特征;现有划界方式容易造成生态分割,引发边界争议,行政管理成本较高等问题,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山川河流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正在减弱,经济社会发展正在逐渐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在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中,应适时采取跨山跨河的方式设置行政边界,改变犬牙相入的政区设置方式,更加尊重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中国建设用地错配时空特征、驱动机制及空间效应

在阐述建设用地错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建设用地错配测度模型和错配机制计量模型,重点探讨中国2001－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错配时空特征、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和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及其影响因素呈现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但空间关联效应有减弱态势;3）土地财政依赖、产业结构优化、市场发育完善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政府腐败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建设用地错配普遍存在且有上升态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政府腐败治理力度、完善市场机制和区域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建设用地错配。     

中国人口流动重力模型回归系数的定量估算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间人口省际流动数据,对人口流动重力模型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实证推算。结论包括：① 在地级行政单元研究精度下,中国人口流动重力模型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及难以预期的作用效应,因此研究精度的提升将加剧空间交互模型构建的复杂程度,同时假定重力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均质性将导致模拟结果空间差异趋势的收敛;② 中国人口省际流动距离衰减系数为1.975,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距离衰减系数值域为0.434~4.438。研究所展示的各省该系数值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结果为今后模型应用提供了基础参考数据;③ 地级行政单元下的距离衰减系数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梯度特征,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北沿疆、新疆和珠三角地区,低值区主要位于中国中部和西南地区。结合以往研究成果比较,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空间衰减特征与铁路客运网络的可达性格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

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揭示上海南汇地区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的相关性特征，并剖析其现状不合理性产生的根源，提出区划调整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