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以天津市为案例,把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要素与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以特殊事件为切入点,首先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特殊事件分为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这些要素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类型与分布;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里的重大事件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找出各重大事件在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做了预测。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证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但仍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性动力。20世纪初期,广州东山地区完成由“乡村地区”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互作用、相继推动的结果。东山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除经济联系外,城市的全球文化联系对空间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或城市中的特定地区,社会文化动力对城市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以高科技企业标的为例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先进知识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高科技企业标的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以及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等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联系有增强增密趋势,但网络化水平不高,参与国家（地区）数量、并购路径、网络密度等指标均有待提升。②以电子信息业为主导的网络行业格局趋向多元化,归属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也逐渐广泛参与到网络建构中,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业并购方的数量大幅增多。③网络空间格局异质性显著,中国、印度、东南亚是发起/接收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核心地与增长区,相比之下中东欧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未能保持,中亚及里海周边地区发出联系的能力仍旧较弱。④研究期内,国家（地区）间地理、宗教以及历史的邻近性是驱动网络演化的积极因素,而国家（地区）的经济市场规模与和平稳定程度在2013—2017年只对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接收产生积极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只对联系的发出产生积极影响。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复杂性研究综述——基于近20年文献回顾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高铁生产性服务业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散效应深受城市特征的影响。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特征将城市分为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铁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的集散效应具有显著时滞性和异质性,城市产业结构对其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①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研究表明,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分散、三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集聚;在动态上,高铁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具有先促进集聚后促进分散的特性,对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效应始终表现为促进集聚。② 对于运输服务业、租赁与商服业而言,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均较小,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在动态上高铁效应总体表现为“不显著-促进分散”的二阶段性。③ 对于金融服务业和研发设计业而言,高铁的静态效应在作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集聚,其动态效应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④ 对于信息服务业而言,高铁对其空间集散的静态效应表现为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影响不显著,促进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信息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且其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相一致。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中山市的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当前,“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网络结构研究方兴未艾,而城市内部急需寻找到稳定的网络结构分析框架与形成机制模型。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通勤和休闲两类有向人流网络,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心性与控制力、社区划分、改进重力模型等方法,解析南京内部的人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对空间尺度的分解可以有效识别全域-局域两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南京江南主城的“单极化”发展态势明显,主要表现为江南主城是通勤流与休闲流的密集流入地,且集中了各类型引力中心,兼具地方服务和区域服务功能。② 改进重力模型对全域人口流动强度的拟合效果较好,人口数量和空间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流动,职住比和人均POI数量分别是通勤流、休闲流的方向调节器。重力模型低估了浦口区、高淳区等政策重点倾斜地区的人流集散能力。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around “traditional” water infrastructure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so-called traditional stone waterspout technologies in struggles over urban modernization in Lalitpur, Nepal.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status of tradition in urban theorizing and mobilizes the concept of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sted spatial vis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advancing this approach, this article analyses infrastructure as a visual discourse of materials, practices, and texts, including the label “tradi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one spouts represent material and symbolic sites for residents to express discontent with hegemonic visions of modernization, legitimize certain cultural practices, and make claims on urban space. We argue that an alternate imaginary of urban development has emerged through the prism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This article forwards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s a framework for situating the multiple and contested trajectorie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particularly the ways in which past technologies come to shape desired urban futures.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in the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of suburban Guangzhou

Gated communities and enclave urbanism in China have recently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pace is now even on the agenda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therefore sets out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exactly urban border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over time. This is done by applying concepts of border theory to what may be called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The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in two such borderlands between gated communities and suburban villages in southern Guangzhou. It is based on over 70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spatial behaviour at the respective borders. Both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processes are found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hree dimensions: cross-border mobility, cross-border social connectivity and symbolic border functions. The identified dynamic processes at the neighbourhood borders are embedded in the overall urba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of Guangzhou.     

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关乎社会公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小学等正规教育设施,对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关注较少。随着教育培训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日渐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儿童教育辅导机构POI数据,综合使用核密度、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并构建格网,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集聚分布在二环至五环内向北延伸的半环状集聚带上;学科类辅导机构在海淀区更集聚分布,艺体类则集聚分布在朝阳区;不同规模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分布是学区、同业集聚程度、房价、交通便捷程度、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不同规模辅导机构集聚的主导因素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课外教育资源存在向重点学区、高级社区空间集聚的倾向,从而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流空间视域下城市群功能协同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流空间视角,提出了城市群协同发展双重内涵,从流动性、连通性与互补性3方面剖析了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功能协同的内在关联。并选取旧金山湾区为实证案例,梳理国际湾区城市群从单中心走向功能协同、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及驱动机制。研究认为,要素流驱动下的旧金山湾区经历了从发育到成熟的3个阶段：1）要素流动强化旧金山与奥克兰双城联系,功能互补促进双城共生发展阶段;2）要素南汇促成三足鼎立,要素对流与功能互惠助推多中心联动发展阶段;3）要素分流促成泛网络空间结构,错位互补发展强化区域环流,湾区实现功能协同发展阶段。文章结论可为构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国际湾区协同发展带来如下启示：应顺应要素流动的客观规律,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要素流动破除障碍;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升区域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为要素流动和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奠定基础;探索区域协商机制,制定功能互补与联动的区域发展战略,引导要素合理分流与高效配置,实现区域功能联动发展。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基于客流特征的北京地铁站点类型识别

地铁站点是城市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节点,不同类型的地铁站点在城市中的区域条件、交通功能、土地利用类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科学的站点分类有助于了解城市功能分区及评价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本文基于2013年3月份14天工作日地铁刷卡客流量数据,运用引入客流特征的时间序列聚类方法,对北京市195个地铁站点进行分类。研究表明：①地铁站点客流量存在时空差异,也是城市功能分区时空差异的表现之一。②通过引入客流特征的时间序列方法,将地铁站点分为居住导向型、就业导向型、职住错位型、错位偏居住型、错位偏就业型、混合型、综合型及其他型8种不同类型。③利用地铁站点客流量数据,是将空间行为和实体空间进行关联比较的有效途径。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非表征理论视角下的城市再生方式——广州创新创业空间案例

以非表征理论为切入点，本文以广州创新创业空间为案例，探讨情感空间和身体等要素在促进城市再生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各主体在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邂逅，通过身体实践作用于物质空间构成创新创意空间关系网络和城市再生体系，重构创新创业空间的文化内涵并培育创新情感和创造行为，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地方感的重构提供物质基础以及赋予其多元的地方意义。而后，创意阶层的日常生活实践重塑了社区环境促进微空间的再生产，实现资本积累以完成第一轮时空修复，并随着其社会影响范围的扩大成为新城市文化，促进第二轮时空修复的完成。上述结论回应了非表征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填补了非表征理论在宏观尺度研究上的空缺，为城市再生提供了新的实践切入点。     

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特征与规划管控效应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空间自组织是一种潜在的城市发展机制。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发挥自组织机制,有效复合空间规划的管控效应,将对城市空间良性扩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空间逻辑斯蒂模型,阐释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机制,定量诠释了城市空间扩展在“面状”空间规划与“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引导下呈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并存的自组织特征。“面状”空间规划体现在区位择优发展、临近建成区拓展等规律,“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完全预知性。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同模型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面状”空间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制性管控作用和“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空间引导作用。因此,为了有效预防规划失效并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应当科学使用、谨慎布局“面状”空间规划,需要构建一套顾及城市空间自组织机制,以自下而上的“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好自上而下的“面状”空间规划强制管制功能与“点线面”相协调的综合管控方案。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