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区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及其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

2014、2015年教育部接连发文要求落实“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由此公立初小的入学资格与住房紧密挂钩。在此背景下,初小教育资源如何影响住宅价格,并带来怎样的城市社会空间变化是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论文基于安居客、链家、百度开放平台及问卷访谈等数据,综合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以武汉市武昌区为实证区域,探索学区对住宅价格的真实影响,并尝试从“空间生产”入手,探究学区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发现：① 学区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已超过传统区位、建筑、邻里特征等的影响;② 学区房提供了资本由二级循环进入三级循环的便利路径,形成了学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新分层的宏观基础;③ 微观层面,对优质学区的争夺产生了“学区人”和“学区空间”,进而出现学区飞地,对传统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④ 不同于“单位人”与“社区人”,“学区人”并不主要依靠职业或收入划分,而是因相似的家庭生命周期发生关联。     

社区化新零售末端物流网络的对接与优化——以深圳市盒马鲜生与菜鸟驿站为例

线上、线下与物流融合发展的“新零售”模式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针对“新零售”模式发展过程中末端物流网络暴露的问题,探索其与物流终端自提点对接的优化方案,有助于提升新零售末端物流服务质量与效率。基于深圳市盒马鲜生、菜鸟驿站及相关设施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 AOI）、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定量统计等方法,探究社区化新零售与物流终端自提点代表之间的对接基础与可行性路径,提出优化方案并模拟对接后的优化效果。研究发现：① 深圳市盒马鲜生提供新零售服务,门店分散均匀分布,多选址于商圈边缘,存在较多服务空白区。菜鸟驿站主要提供快递自提服务,服务范围较大且呈连片覆盖,对各类设施的覆盖度均较高,站点多邻近设施出入口。② 盒马鲜生与菜鸟驿站均以市场为导向,以社区为主要服务对象,分别位于城市商服圈与社区生活圈中,提供末端物流的不同解决方案,在运营模式、服务对象、空间分布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对接可行性。③ 新零售企业可通过由“自营”向“自营+释放”物流配送模式转变,构建“新零售门店-配送员-自提点-社区居民”的商品配送链,实现其末端物流网络优化。④ 通过模拟可知,对接后盒马鲜生服务范围、设施覆盖率显著提高,且能够在各类区域中适应不同消费场景,优化效果显著。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小城镇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实证研究——以安徽省15个特色小城镇为例

特色化发展模式对助力小城镇突破发展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到中宏观视角提出“特色识别—特色优势度评价—特色综合定位”逻辑框架,构建“特色三步定位法”：① 特色识别基于多种传统方法及文本大数据处理,依据特色要素类别进行差异化方法构建;② 特色优势度评价主要根据不同特色要素类别选取不同指标或方法,采取同市域同类别横向比较的思路构建评价体系;③ 特色综合定位是结合国土空间类型分析,依托“自然要素类—文化要素类—区位要素类—产业要素类”的优先贯序构建方法。此外,以安徽省15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检验了“特色三步定位法”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指导作用,并发现两成案例地特色要素定位不准,根源在于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技术规范的欠缺。未来,建议特色小城镇及时检验当前主导特色,其他小城镇需以特色要素准确定位为前提进行特色化开发。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新零售背景下连锁店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关联特征

零售活动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上海市内环地区的星巴克、COSTA和瑞幸咖啡三家咖啡连锁公司的门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零售模式下的咖啡门店,其空间分布均大致表现出靠近消费市场的空间导向特征;2）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集聚程度最强,瑞幸咖啡门店空间集聚程度最弱;3）利用一种新的多元空间统计方法计算后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零售星巴克和COSTA的门店,还是星巴克与新零售瑞幸咖啡的门店,均呈现显著相互吸引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其形成机制存在差异;4）星巴克与COSTA常常成对出现在商圈或商务区中心位置,而后进入市场的瑞幸咖啡门店常常位于“非中心”位置。新零售模式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重构交易基础逻辑,改变传统零售依赖门店的成本结构模型;同时,新零售模式高度重视用户线上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体区位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特别是商业区规划时,应重视新零售模式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重视互联网与大数据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挖掘传统弱区位地区或地段的发展可能性,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POI、手机信令和管理人口数据等大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熵指数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两核-三带”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上呈带状发展形态,主要集聚在交通主干道及轨道线周边区域。2）大多数服务业类别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少数区域因产业发展导致空间分布集聚的差异化。3）生活性服务业混合度在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类别相对均衡,在宝安区、龙华区等其他区类别相对单一,混合度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两核”外的边缘区域,而不是POI密度最高的“两核”核心处。4）人口因素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5）各探测因子对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因需求不同影响到各类别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Foreign Hypermarket Retailers in China: Spatial Penetration,Local Embeddedness,and Structural Paradox

As the world economy shifts towards servic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in the service sector have accelerated their expans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embeddedness of foreign hypermarket retailers in China. It also analyzes the spatial penetration patterns of retail TNCs, the impacts of home and host economies on their local embeddedness, and how they resolve the structural paradox between enforcing standardization and conducting localization. The expansion of retail TNCs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gradual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atially, they expanded in two directions: from the eastern costal reg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hinterland, and along China's urban hierarchy from larger cities to smaller cities. While home economies greatly influenced their initial strategies, foreign hypermarket retailers are constantly adjusting to better embed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o more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structural paradox.     

基于POI数据的西宁市零售业空间格局探究

零售业是城市商业结构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合理有序的零售空间结构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至关重要。POI作为新的空间数据源，能够客观地、准确地对商业空间结构进行识别和探究。西宁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连接青藏高原与中国大陆的重要门户。西宁市集中大量的人口，且存在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基于POI大数据，运用核密度、局域Getis-Ord G*指数、Ripley’s K函数和区位熵的分析方法，以西宁市为研究案例探究零售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零售业详细地分为以下8种类型，分别是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家具室内装饰材料，医药及医疗器材，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综合零售。结果表明：西宁市零售业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显著，呈现“多集聚、多核心”商业空间形态。密度等级由中心区沿交通干线逐渐向外围递减；高密度集聚区分别分布在水井巷附近街区、商业巷附近街区、祁连路—北禅路交汇的附近街区（北山市场）和以万达广场为核心的海湖新区。行业属性不同使得零售点集聚和分布变化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业态零售点呈现社区化、微型化和便利化的特征，且区位选择性较大，如：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医药及医疗器材和综合零售行业，而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文化体育用品和纺织服装等行业区位选择尺度小，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基于道路数据构建的街区单元冷热点区域分布特征显著，它受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人口密度，交通可达性和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海湖新区将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商业区；在街道尺度，各业态零售业专业化功能区块显著，发展成熟的街道表现出多优势行业集聚特征，西宁市多业态集聚区域较少，只有人民街街道。这项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填补基于POI数据青藏高原河谷型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空白; 另一方面，为政府战略制定，零售商选址和城市规划提供一些参考。     

基于时间可达性与伽萨法则的大卖场区位探讨——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目前多数基于GIS的商业区位模型与技术研究,未全面考虑交通网络、道路等级、网点吸引力与竞争因素。针对此局限,借助GIS软件,依托可达性方法与伽萨法则,尝试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探讨大卖场可达性与商圈特征。以上海中心城区大卖场为例,采用同心圆法、扇形法与最近邻域法探讨卖场空间特征;利用行进成本分析法计算卖场可达性,并根据伽萨法则叠加了卖场引力因素,得到伽萨法则商圈。结果表明:大卖场集中分布于距市中心4.5~10km范围,各方向扩张不均衡。城区整体可达性较好,浦西优于浦东。外环附近商圈面积大,外环附近与市中心区商圈市场规模大,内环附近商圈面积与市场规模小。伽萨法则商圈市场规模"两极分化"既表明卖场市场竞争激烈地区与网点短缺区并存,也说明网点市场规模与职能存在等级差异。     

A quiet revolution? Beneath the surface of Ireland's alternative food initiatives

Getting food to our plates has become a highly complex, industrialised and globalised process. However, transformations in how our food is supplied are not without resistance. Initiatives are emerging that take a step back to simpler, alternative methods of food supply, bringing the producer and consumer closer together. Alternative food initiatives which are commonly found in Ireland include allotments, community gardens, farmers' markets, farm shops and on-farm food enterprises.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food activities as a social movement can illuminate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eir nature and potential. While briefly considering the broad dynamics of alternative food activity in Ireland, this exploratory paper looks at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resistance and whether a collective vision may exist across initiatives, illustrated by two examples, a community garden and consumer food co-op. Finally some conclusions as to how alternative food initiatives may play a transformative role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food system are discussed.     

成都市体验性网络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特征

体验性网络团购模式正在对城市商业空间产生显著影响。以团购商品信息量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矢量数据符号法和空间插值法对成都市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餐饮、娱乐、生活和旅游酒店类团购信息在各商圈分布的集中化程度与摄影类相比较低。成都市中心区域的团购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形成了以春熙路商圈为核心的综合商业型热点区和以建设路商圈和双楠商圈为核心的生活服务型热点区。市场原则下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公平性较好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市中心区域。团购市场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其空间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实体商业空间布局、消费者规模空间格局和区域可达性等;“时间距离”对团购市场区位特征产生的摩擦阻力已经超过空间距离。     

Agent-based modeling of policies to improve urban food access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s

Despite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like type 2 diabetes among low-income urban residents in the US. For this population, maintaining a diet consisting of nutritious foods is complicated by a number of physical and social barriers. In cities, a coalescence of social, spat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availability of healthy food in any given place. The urban food environment contextualizes the structural and individual-level norms that drive daily decision-making about what to eat. Understanding and acting on the processes that reduce these residents' access to healthy foods will make for a healthier urban landscap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discussion of food deserts by using an agent-based model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various policy interventions on low-income households' consumption of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Using a simulated population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Buffalo, NY, initialized with demographic and geographic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and the City of Buffalo, a baseline scenario is established. Four different scenarios are explored in contrast to the baseline,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that households shop for groceries, increasing the probability convenience stores stock fresh produce, and implementing a mobile market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naly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rying strategies, and discussing policy implications.     

基于高端时尚消费品销售空间的中国城市控制力结构研究

自"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研究开始,在对城市控制力的相关研究中,除了传统的人口、经济等属性数据外,研究对象高度集中于生产性的工作空间,即制造业企业和高端生产服务业企业。但卡斯特对其流动空间的理论阐述中明确表述了商务人士除工作地点以外的以高端消费者服务业为代表的消费性空间也应纳入流动空间的控制层-商务精英层之中的观点。因此,在对城市控制力结构的研究中,高端消费者服务业可以成为制造业企业和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一个有效的补充。从高端消费者服务业视角出发,通过对高端时尚消费品销售网络空间分布的研究,在多个层面对中国城市的高端生活服务控制力中心结构进行解析。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城市控制力中心在中国国土范围内呈现菱形结构,从东部直接跳跃至西部,中部呈现为低洼地带;②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城市控制力多中心结构开始显现,其中长三角地区的发育较为明显;③西部和东北仍呈现单中心据点发育格局。     

华南市场消费者购买新疆水果渠道及影响因素——基于广州和深圳两市的调查分析

 在对广州和深圳两市消费者调查的基础上,对消费者选择新疆水果的购买渠道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型连锁超市和水果专营店是华南市场消费者购买新疆水果的主要渠道,其中影响消费者选择在大型连锁超市购买新疆水果的主要因素是水果质量,同时也受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能力、购买频率的正向影响。影响消费者选择在水果专营店购买新疆水果的因素较多,其中注重水果外观及包装、用做“礼品”是其主要原因,受教育程度、消费能力和购买频率也成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考虑价格因素以及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消费者倾向于在批发市场购买。一些年轻消费者、女性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会选择网购新疆干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