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滑雪场是冰雪运动的空间载体和冰雪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依托。研究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冰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770家滑雪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滑雪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山东、新疆、河北等北方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属于聚类分布型,具有聚集性和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② 已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高密度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高密度区,以及以长治为中心的晋冀豫次级高密度区;③ 地形、气温、经济、城市、交通因素对滑雪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包括正负值差异和高低值差异;④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性,其中自然因素产生的空间差异性更大,社会因素对滑雪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整体呈正相关,且主要作用于北方地区的滑雪场。     

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评价研究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有效带动了中国滑雪场建设和发展。后冬奥时代,如何推动中国滑雪场从量升到质变成为重要议题。为有效回答从“量”到“质”转变的问题,需针对滑雪场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空间活力概念,从场所、活动和人的交互联系出发,提出滑雪场吸引力、滑雪活动活跃度和滑雪者体验感3项测度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复合视角下的滑雪场空间活力评价体系和框架;利用统计、位置、客流、用户评分等多源数据,通过时间序列波动率模型、核密度分析、可达性计算模型和信息熵等方法分析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滑雪场吸引力、滑雪活动活跃度、滑雪者体验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分别呈现京冀和广东省“双核”引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呈高值集聚,低值分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高活力滑雪场主要集中在北京-张家口、吉林省、新疆阿勒泰三大区域,而低活力滑雪场呈全国分散性分布;(3)中国滑雪场平均空间活力位列前五的省/直辖市为北京市、河北省、广东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而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和湖北省的滑雪场平...     

中国滑雪场可达性及市场潜力测度

利用可达性分析方法与潜力模型对中国滑雪场空间分布格局与市场潜力进行了系统分析,全面认识了滑雪场在交通可达性方面的优劣势,并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或改进方向。研究表明：中国滑雪场距离城市中心的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1.24 h,南方可达性普遍较差,北方同一城市内部差异较大。全国各城市到达某一滑雪场的最短时间呈圈层式分布,可达性最好的区域在河南,最差的区域在新疆。北京与重庆凭借发达的经济、众多的人口与较好的可达性,成为滑雪旅游市场潜力最大的城市,黑龙江、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场潜力次之。该研究可为旅游者滑雪旅游目的地选择提供参考,也可为滑雪场规划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9—2019年中国滑雪场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集聚演变状况与分布方向性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滑雪旅游乃至冰雪产业的发展。运用地统计学空间分析原理,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分析,对1990年前后每10 a 中国滑雪场空间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① 1990年之前,仅在黑龙江和吉林省有7家滑雪场,且分布较为离散。② 1990—1999年,滑雪场数量呈小幅增长,空间上出现向新疆、河北和四川扩散的现象。③ 2000—2009年,滑雪场增速较快,并形成了以哈尔滨?牡丹江、北京?张家口两地区为核心的滑雪场双核驱动模式。④ 2010—2019年,是滑雪场数量增速最快的10 a,期间新增滑雪场522家,并在双核驱动模式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长白山、燕山–太行山为主要条带的联通南北的滑雪场空间结构。总体上,近30 a中国滑雪场呈现出了“南展西扩东进”的空间演变特征。该研究结果对于未来中国滑雪场空间布局、优化及其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析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并剖析城市物流联系强度的驱动因素。得出如下结论：①2005—2017年物流联系强度增长经历了快速到缓慢的过程,物流功能疏解降低了北京的增速,河北省各城市增长显著,京津两城市物流联系强度占比虽持续降低,但物流联系量集中于京津两地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②京津冀城市物流网络结构日趋复杂,京津两城市网络资源控制力下降,河北各城市网络参与度与资源控制力大幅提升,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中心的多核心发展态势;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水平和物流专业化程度是京津冀物流联系的持续驱动,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的驱动力由基础设施及物流专业化建设驱动,向以外向型为主的工业化驱动转变,进而向以出口加内需消费的双驱动转换。     

金融空间联系及K-means聚类中心等级识别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2001年、2006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额数为样本,构建金融空间联系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金融空间联系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K-means金融中心等级识别模型,识别长三角城市金融中心等级。研究表明：① 2001-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质量”空间趋势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高于南、北部的倒U形分布。② 金融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较为稳定。③ 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格局变化显著,主要从简单的“折线型”空间结构逐渐发展成简单的、复杂的“网络型”空间结构。④ 长三角金融城市中心等级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以上海市金融中心最为突出。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北京企业对河北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京津冀地区AOD时空变化及影响因子的地理探测

基于MODIS 3 km AOD遥感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对2010—2016年京津冀地区AOD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表明：（1） 2010—2016年京津冀地区年平均AOD值为0.83，其中天津市年均AOD值为研究区最高，河北省次之，北京市最低。研究区及各分区AOD的7 a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小幅波动的状态。（2）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AOD空间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局部高高聚集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市东南部、天津市南部及河北省的中南部，低低聚集区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山区。研究区高低聚集区面积均呈减小趋势，不显著区呈扩大态势。（3） 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主导影响因子不同，北京市首要影响因子为NDVI，其次为人口密度，且二者交互作用明显。天津市主导因子为风速，人口密度、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等人为因子的作用力也较大，风速与其交互作用较强。河北省主导因子为人口密度，GDP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等的作用力次之，整体交互作用偏弱。通过地理探测器解析京津冀地区AOD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其结果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东北地区城市民生质量测度与空间分析

民生问题是当今中国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借鉴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构建了民生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的民生质量指数,并采用ESDA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城市民生质量呈等级分布特征,且“两极分化”明显。② 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地理邻近性对民生质量空间分异有重要影响。     

基于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多标度异速分析

城镇体系的时空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具有无尺度性,其特征可以采用异速标度指数定量描述。论文以京津冀为例,基于1992—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的校正结果,提取城镇夜间灯光信息,采用多标度异速分析方法,分析京津冀城镇体系的相对发展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大城市的增长空间局限日益显著。虽然大城市如京津唐的绝对发展水平高,但接近环境承载量的极限,22 a间增长快速的是大城市交接地带的小城市(如三河、迁安、廊坊等)。②相对增长速度快的城市从东北到西南呈现带状分布——政府选择发展的“雄安新区”就在这个轴带上。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京津冀城市演化的趋势相对均衡化,空间结构异质性逐步减弱,整个城镇体系的发展趋于相对平衡状态;其二,大、小城市“两极”贯通或许是增强城镇体系功能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的空间格局优化不能仅仅考虑主要的、规模大的中心城市,而应该基于等级结构协调整个城镇网络体系。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将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由“线”→“点”→“面”的分析思路,运用引力模型、潜能模型与潜能得分模型、经济隶属度模型等各种模型,定量分析1990~2010年间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的时空差异明显。“线”层次上,城市间的引力和城市联结线数目的增多,逐渐形成辐射网络,引力和联结线数目的变化存在时空差异性。“点”层次上,通过“线-点”叠加分析,城市最大联结线数目增多和城市潜能等级提升的时空差异性明显。而且1990~2010年间各个城市潜能等级跃迁的时空差异明显。“面”层次上,近20多年来,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变化,但4个中心城市的腹地变化明显,核心组团——郑州组团1990~2000年北扩,2000~2010年东扩;1990~2010年,潜能高值区域的空间收缩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上海和北京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模式

基于城市邮编区划空间数据库,从创新产出的视角建构城市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1991-2014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创新空间结构的空间演化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 邮政区划为研究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生长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基于随机边缘点连线以及泰森多边形法构建的城市邮编空间数据库评价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结果较为理想,因此具有推广价值;② 25年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创新空间结构生长体现出了诸多的共性特征：随着参与创新的城市空间单元逐年增加,区域创新产出虽总体差距在缩小,但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剧;③ 25年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创新空间结构生长也体现出了共性上的差异性,其中上海市创新空间结构在创新资源郊区化转移的趋势下,呈现出由单核驱动向多核共振演进,以交通干道为空间扩散廊道的辐射效应凸显,相应的,其创新产出空间关联效应也显现出了市中心空心化现象;而北京市创新空间结构始终为市中心单核主导型,并在创新资源不断向中心集聚趋势下,其创新产出空间关联效应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演化特征;④ 上海市和北京市创新空间结构与其所在的区域创新空间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表明城内尺度科技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均衡与非均衡规律与其所处的区域创新格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