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艺术参与乡村实践逐渐形成一股风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本文基于乡村三重空间模型,结合以行动实践捕捉权力形式的框架,通过综合比较艺术参与乡村的不同实践模式,分析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以期为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审慎参考。首先,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如下：乡村地区的突变往往作为显著特征,包含物质空间的结构性改变;乡村表征由话语权力主体进行再定义,以艺术方、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为主导力量;乡村生活则因此充满混杂与不确定性,与村民的日常生活、传统观念产生碰撞;此外,其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再者,乡村空间重构受到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持续相互作用,在一定时间的积累后,促进民众参与和集体认同,从而推动乡村在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     

数字地理视角的乡村研究及展望

在数字技术日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地理学研究出现“数字转向”。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地理研究不断涌现之时，乡村也日益融入全球信息与技术网络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向乡村渗透，乡村的“数字化”研究理应受到重视。数字技术在多个层面影响乡村的发展，从城乡数字鸿沟、乡村重构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三个角度梳理数字地理研究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乡村数字技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扩大，而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互联互通，缩减城乡鸿沟。乡村在与数字技术邂逅过程中，日益转变为混杂空间，数字技术重构了乡村性和乡村关系网络。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身体实践能够反映乡村社会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变化，也深化了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呼应地理学的“数字转向”，研究从城乡、乡村和身体尺度思考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益于从其相互联系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为乡村研究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     

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的权力运行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新部署,权力空间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改革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权力"及"权力空间"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了解和总结西方有关权力和权力空间的研究对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间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权力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社会对权力空间的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了权力空间的核心主题:(1)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2)权力空间的建构与重构;(3)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4)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在权力空间研究中的差异,期望为国内提供参考和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化农业空间构建与实践——以广东省紫金县茶产业为例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其电子商务进驻乡村的机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其地方意义的重构。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进驻农村引发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以农村电商为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农村电商活动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亦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地方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亦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重构乡村地方意义。     

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的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网络化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与重组。本文在界定乡村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耦合关系,深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构建面向乡村数字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内容体系。主要结论为：(1)乡村数字化是伴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广大乡村地域,重塑乡村物质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网络及空间组织的过程,促使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组织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型,包括数字技术作用于乡村地域空间的过程、作用和效应等。(2)乡村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趋于综合复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空间叠合转型,并在数字信息连通下衍生出赛博空间及网络文化形态。(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物质空间转型的逻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经济形态转变的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社会空间重组的关系、数字治理模式与乡村空间组织重构的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内嵌机制。(4)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指向下,在强化学科贡献的基础上探寻数字化下乡村发展前沿领域与创新维度,聚焦智慧乡村应用场景、研...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要素结构辨识和认知机制解析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Analysis of rurality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北大核心CSCD

乡村性既是乡村宏大叙事的认识论,也是引领乡村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旅游要素的注入使得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具有区别于普通乡村的特性。论文基于传统乡村、快速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历程,从乡村区域功能、政治经济学、乡村整体建构等视角回顾了国内外乡村性相关研究。基于“要素构成—基本属性—重要特征”的概念分析逻辑,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进行解析,论文提出：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是旅游影响乡村重构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地方意义所在,从需求主体角度体现为旅游者对乡村的认知与情感,从乡村发展角度体现为多元主体在特定乡村地域空间情境下持续开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结果表征,具有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及景观等基本属性和空间维度的地域性、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价值维度的体验性等主要特征,需置于“我者”与“他者”、城市性与乡村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商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论文构建了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概念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层面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为例

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镇域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26个镇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乡村性变化特点进行探究。10 a间番禺区乡村性指数明显低于从化区,两区的乡村性指数均在下降,从化区下降幅度较番禺区大,镇域间的乡村性指数差异番禺区在逐渐缩小,而从化区则逐年加剧;2000年番禺区以较弱级别的乡村性为主,2010年则以弱等级为主,而从化区的乡村性等级下降明显,2000年仅有强和较强等级,2010年强等级消失,较弱等级出现;高程、二三产业比值、道路面积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乡村性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角度开展镇域乡村性评价切实可行。     

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①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②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③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④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