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五华县案例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农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本文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于电子商务进驻农村的机遇,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权力关系网络构建的过程,并探究在农村电商进驻乡村过程中乡村的地方意义是如何被重构,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策略。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西南丘陵山区村落居住空间重构研究》评述

正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Michael Woods教授认为,乡村重构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然而,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塑,必然改变其空间载体——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进而导致乡村空间的重构。乡村空间重构是伴随乡村内生发     

农业产业化精准扶贫工程SWOT分析及效果评价——以施甸县摆榔乡和木老元乡为例

农业产业化是精准扶贫理论中"五个一批"的最重要一环,是实现永久脱贫、真脱贫和避免返贫的根本出路。保山施甸县精准扶贫乡村一级的产业扶贫"三百工程"的"政府+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种养殖大户+合作社+小区/园区+农户"模式、"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等,是因地制宜精准到村到户的实效做法,培育了一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促进了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生态效益明显、扶贫收效好。存在资金扶持持续性、农户参与积极性、示范带动性不足问题,打造品牌、加强技术服务和促进互联网+订单农业的发展是解决对策。     

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深入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社会关系及空间意义发生重构。信息化冲击下的乡村空间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其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构在内生逻辑上重塑乡村话语权力和主体身份。论文通过探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多维关系及其对乡村产生的多重效应,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异化、数字经济引发的话语与权力流变及乡村女性主体地位和身份的重构,解释了数字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下的乡村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拟为乡村性的分析框架提供有益的补充,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混杂性: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

乡村性一直是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核心。传统认识中的乡村性被认为是一种乡村本身既有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性质。然而,在社会现实和学术思潮的后现代转向下,乡村性被置于"后乡村"的语境中进行重新理解,强调了一种多元化和异质性意义上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当今,"后乡村"的重构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流动关系,镶嵌于混杂的过程、话语和实践之中,"混杂性"成为理解日益复杂的乡村性的有益视角。从主体混杂与再物质化、网络混杂与关系乡村、意义混杂与融入现代性三个方面,对近年西方研究关于"后乡村"的混杂性视角进行系统评述,重新解读有关乡村性的认识,并探讨其对国内乡村研究的启示。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

基于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利益主体共生模式以及旅游精准扶贫路径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竹泉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景区过度商业化、利益分配不公平、弱势群体发展权利无保障等突出性问题。村落利益主体之间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应为最佳合作模式。据此提出竹泉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应实现求同存异、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以及加强利益协调监管、加强社区管理自治、建立共生参与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优化路径,解决竹泉村乡村旅游扶贫困境。     

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新时代乡村婚礼的地方认同与传统重构研究——以粤西Z乡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

乡村婚礼是农村地区风俗与传统的延伸和体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婚礼传统受到了一定冲击并发生了变化;但在粤西Z乡,婚礼虽也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能够保持地方传统。以存在于当地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用数据分析、个案研究和参与式体验等方法,对Z乡这种婚礼仪式进行分析,总结出乡村婚礼仪式归化于舆论及传统之下,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传统重构意味;同时,它本身具有的地方性会使它继续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并传承下去。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精准扶贫对黄河上游地区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黄河流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尤其上游地区地处西北内陆,气候、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农牧民生计资本显著增加,原本处于低水平但比较稳定的生计系统被打破,重构的生计系统能否给农牧民带来稳定收入,无疑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黄河上游地区501户样本农牧户为研究对象,借鉴生计分析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方程模型,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和依赖政策补贴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以非农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影响不明显,而且区域之间效果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因素,发现农牧民家庭人力资本、耕地和草场、社会网络关系是关键因素。因此,着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构建多元参与的人际沟通网络是精准扶贫效果得以持续的关键措施。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的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大理州巍山县为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旅游扶贫对于改善民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是云南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地理环境复杂，贫困问题严重，脆弱性突出，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本研究以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典型代表巍山县为例，结合当地贫困农户和县、乡、村各级扶贫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巍山县扶贫及旅游扶贫工作实践及成效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巍山经验”，在综合分析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贫困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多元主体参与”和“产业融合”两方面来探讨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问题，总结出了“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O-RHB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四种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本研究以探索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