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

土地整治是助推精准扶贫,实现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根据土地整治作用于农村减贫发展的实现路径,将全国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四种：① 单项土地整理模式。通过开发低效未利用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② 三生空间优化模式。将农村宅基地复垦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恢复脆弱生态,优化乡村三生空间。③ 土地资产显化模式。实施补充耕地指标有偿异地调剂,积累扶贫开发资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统筹城乡发展。④ 土地资本流动模式。将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及作价入股相结合,整合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1996-2020年中国旅游减贫研究热点、演进与展望

系统梳理旅游减贫相关研究脉络并预测其研究趋势,能为巩固拓展旅游脱贫成果、推动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该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旅游减贫研究的文献特征、研究力量、研究热点、研究阶段及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虽然呈逐步增长趋势,但研究力量较薄弱,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效率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等是旅游减贫领域中热度性强的重要议题,具体可划分为开发式旅游减贫早期探讨阶段、综合式旅游减贫缓慢增长阶段和旅游精准减贫成熟完善阶段。新时代旅游减贫阻贫长效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旅游减贫模式、旅游减贫绩效、旅游减贫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与路径等重要命题有望成为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及其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中国1978—2050年的乡村发展可划分为解决温饱、小康建设和实现富裕三个主要阶段,是一个由低水平、基础型向高质量、创新型不断发展的过程;②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乡村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后,为解决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战略选择;③ 2017年中国57.3%的县域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间,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并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和正相关性;④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重在科学识别乡村振兴的瞄准区域,综合研判乡村发展演化的趋势,系统诊断乡村地域类型的主导制约因素,全面认知城乡耦合互动的逻辑关系,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进入优先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认知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的城乡要素配置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及“要素-结构-功能”的发展逻辑,解析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城乡关系与要素优先保障的科学内涵,梳理中国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的演变特征,进而从要素整合、空间融合和机制协同3个层面构建乡村要素优先保障的调控框架。结果表明：乡村优先发展是立足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实现乡村功能的演变过程;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市优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要素配置总体上呈现可流动要素类型少、要素流出难、要素流入难、要素留下更难的“一少三难”状态;在当前阶段,亟需通过扩大乡村可流动要素类型、增强要素流动权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疏解乡村流入城市的要素存量、扩大要素流入乡村的渠道和扩展城乡“灰色空间”等多种途径,以实现“乡村富余要素流得出、城市要素流得进、稀缺要素留得下”的乡村要素优先配置目标,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发展乡村科学,助力乡村振兴——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综述

2019年4月27日,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在南京成功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近400名专家学者相聚南京师范大学,共话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科学发展。本次论坛共有8个特邀专家主题报告,14个议题报告,并设置了自由讨论环节。论坛报告及专家发言观点纷呈、讨论热烈。本文从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深化改革与乡村振兴、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村域发展与乡村振兴等6个方面对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对新时代乡村科学的快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有所裨益。     

全球乡村发展理论演化及其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启示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1)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3)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4)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     

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途径。论文系统回顾了乡村发展的历程,将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阶段4个发展时段。从时间序列深入刻画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分化、产业演变、环境整治、文化重构、乡村治理5个振兴主题及乡村规划的演化过程与研究趋势。最后,着眼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与研究热点,从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研究、乡村“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研究、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研究5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未来研究趋势展开了讨论。     

大都市乡村发展比较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带动能力密切相关,大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条件最为成熟。论文选取14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潜在中心城市,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熵权法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大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南方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城市,高低不一的乡村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必然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农户生计分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高度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制订科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也需要立足农业、跳出农业,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保障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增值空间;尤需打破城乡治理分割现状,在理念、规划、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典型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

深度贫困县是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客观分析深度贫困县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制定扶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基于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索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核心的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作为深度贫困县,海伦市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具有不平衡性,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格局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差异性;② 海伦市贫困村集中分布在150~250 m地形过渡地带,呈现多核心带状式分布态势;③ 海伦市贫困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福利因素是直接影响贫困人口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议从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致贫返贫风险,优化居民点体系、推动乡村各类要素的空间重组、结构重塑、功能重调等方面加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及调控路径研究

贫困是当今世界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南省51个贫困县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人口结构、居住条件、收入状况与家庭支出4个方面构建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乡村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划分、调控路径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以轻度贫困和一般贫困为主,比较贫困所占比例较少,比较贫困主要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包括怀化与湘西地区。② 湖南省乡村贫困是区域自然条件和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乡村贫困与县均海拔、自然灾害发生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产业结构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和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③ 基于乡村贫困的测度结果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驱动型、多因素综合型3个大类和P因素主导型、P-E因素驱动型、P-H-E因素综合型等14个小类,并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职业能力培训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对不同类型贫困县提出相应的脱贫措施。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整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人口等资源,推动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振兴。（2）德青源金鸡项目以蛋鸡产业为抓手,构建了金融资本和龙头企业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龙头企业、贫困农户和贫困村“三权”分置,因地制宜地设计出资产收益扶贫模型。（3）金鸡产业扶贫的主要经验包括：完善消费扶贫机制,多举措推动产销高效对接;树立“长线”思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多维振兴有机结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人力资本;完善配套设施,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发挥党建和农民合作社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扶贫扎根;构建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推动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些经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土地工程与乡村减贫——中国典型区域实证研究（英文）

Poverty is a key issue restricting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regional land degradation imped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faces severe land degradation and deepening rural poverty under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sustainable land use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our socie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engineering, including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reclamation, restoration, reallocation,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rural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framework between land engineering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roduces l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newly created land utiliz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epresentative degraded land regions. Land engineering can increase land quantity,improve land quality, enhance land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promote man-land system coupling. Further, it can erase rural poverty by increasing county revenue and households' income, lead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degraded sandy land, gully land, hollow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barren hilly land are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e land by improving the land structure. Innovated l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and sustainable land utilization modes can provide the basic theories and reference approaches for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dentifying obstacles to effective land and corresponding engineering practices are crucial to regional land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