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网络关系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时空分布特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搜集2013—2018年我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游记，从网络关系视角出发，分析并刻画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时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在年尺度上表现出固化性；（2）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呈现出稳中渐变特征，如区域层面来说，西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重灾区，而中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各类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分布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陆域地理格局与环境变化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国际合作共赢的倡议,旨在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特征、演化趋势与未来风险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基础。应用遥感监测、统计资料,探究“一带一路”陆域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时空差异;依据经典综合自然区划的方法论,将“一带一路”陆域划分为中东欧寒冷湿润区、蒙俄寒冷干旱区、中亚西亚干旱区、东南亚温暖湿润区、巴基斯坦干旱区、孟印缅温暖湿润区、中国东部季风区、中国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等9个区域。结合模型模拟、情景预估等技术手段,将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方法论用于预估未来30年高温热浪、干旱和洪涝等突发性极端事件的灾害风险,以趋势—基线对比方法预估宏观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等渐变事件的风险。结果显示,亚欧大陆西部将是暖干趋势;青藏高原两侧区域高温热浪高风险;中东欧寒冷湿润区东部干旱高风险;孟印缅温暖湿润区和中国东部季风区洪涝高风险;荒漠边缘区域为生态脆弱高风险区;中低纬区域为粮食减产高风险区。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评估——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 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基于地缘位势理论的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对策研究

中国周边国际地缘环境十分复杂，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在周边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是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在三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主导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国家地缘位势的指标体系；从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三个维度，计算2000—2017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结果显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得分从2000年的9.6提升到2017年的101.4，增长了9倍多；其中软实力增长了22.66倍，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影响力在逐渐扩大。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增加，因此研究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巴投资面临复杂的地缘环境、欠佳的投资环境、经济风险和跨文化风险，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机遇下提出新的投资策略，以期为企业降低投资风险，为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研究——以中老铁路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项目投资的广度、深度及力度都在不断拓展。凑组理论将所有事物视为复杂关系的动态演变,因而从发展过程及成员关系的角度探究不同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能解构项目凑组中的复杂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对于提高项目的风险规避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凑组理论,本文构建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凑组的理论框架,并以中老铁路为例解析凑组模式。研究表明：① 海外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等价值关联进行凑组,因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采用“以一带多,核心集聚”的方式。② 海外投资项目的类型和领域越多样越广泛,项目凑组越完整越稳定。③ 凑组所形成的空间形态取决于项目的空间分布与项目间的价值关系,中老铁路表现为“走廊”式空间形态。④ 中老铁路具备形成项目凑组的条件,但后期技术需求的不确定及相关产业下游项目投资的缺乏,使中老铁路建设带来的延伸市场缺乏项目支撑。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及中国参与程度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协调和组织全球生产活动最主要的组织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包容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将更快速、深入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内部是否形成了较强的生产网络联系,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又如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一带一路”区域内部生产网络联系强度不断提升;② 中国在“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价值流动中处于核心和首位地位,且首位优势不断增强;③ 中国获取增加值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南集聚的空间特征,东南亚是中国获取增加值的最主要来源地;④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终品中获取增加值效率较低,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境,价值捕获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空间整合力度,最大化与“一带一路”区域的生产合作,同时进行由增量到提质的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增加值获取效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Pop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allowing China to expand it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is consider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economics, this study uses a variety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3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GDP, pop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se countries are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quite variable; the gaps between the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convergent; the GDP, pop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ach show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the changes in these three value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cross all countri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GDP and population (0.989), between GDP and carbon emissions (0.995), and between pop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0.993), all indicate tha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GDP, pop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very high. Among them, GDP has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carbon emissions, reaching 0.995.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lue of R2 reached 0.995, indicating that the regression fitting effect is very good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 is highly reliabl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two suggestions: (1)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2)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also be linked to China's domestic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

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规划和最终目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并依据其贸易投资便利化得分，将沿廊17国划分为风险区、谨慎区、便利区、畅通区四个等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划分为三大廊段，并对其贸易投资相关的条件进行详细分析，为出境企业和机构更好地了解沿廊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参与沿廊经济建设、防范经贸合作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机制

工程承包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日益增多,但在中长期视角下探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首先结合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外交政策变化,总结了1950—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时间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向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资源丰富、无严重外债问题、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集中;受到良好双边关系的促进,并呈现出高经济风险的偏好特征。从时间变化上看,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成为愈发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资源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相关政策措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政治风险抑制作用降低,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仍然存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长期视角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研究,并为科学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在非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