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煤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以陕西省韩城矿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韩城矿区的下峪口矿和燎原矿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访谈和454份有效问卷,利用秩和检验等统计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大气污染,其次是噪音污染。矿区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原因是煤炭加工(洗选、炼焦),采煤并不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原因。(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的影响。年龄和居住时间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对水污染、噪音污染和环境卫生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文化集团性有关。居住空间对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感知表现出空间层次性。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户籍进入限制是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当地户籍与非当地户籍居民形成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剖析了北京户籍与非北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影响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区位决策的空间要素存在差异。京籍居民主要关注的要素为住房的位置和价格、居住小区的邻里素养以及教育、医疗、休憩等配套设施的可达性;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住房支出和面积等住房基本条件、居住小区的公共服务和治安状况、购物和娱乐设施以及地铁交通的便捷性。② 职住空间要素影响职住关系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收入与支出能力更为显著地影响了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政策与制度对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状况的提升有更为明显的制约作用;情感与发展期望则更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满意度水平。③ 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行为主体存在差异。市场驱动下的住房成本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制度更为显著地降低了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和职住接近水平;代表居民主体的情感与发展期望则相对显著地提升了京籍居民的长距离职住通勤的耐受水平。京籍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及其生成路径的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② 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③ 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城市居住分异对居民健康活动的影响研究

虽然国内外大量研究探讨了居住环境与健康关系,但较少将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结合,从理性行为角度分析居住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论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性为切入点,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居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活动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居民健身意向和健身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为知觉健身行为控制强度感知。消减居民健身的主观限制,包括为其提供健身设备、公共健身资源和对健身进行补贴,可提升其健身活动水平。研究结果可为通过改善建成环境进行健康行为的主动干预提供对策建议。     

近15年来国外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为了全面地分析国外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新进展,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2―2016年以来613篇主题为“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的文献,以揭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环境因素,为中国健康城市规划提供依据。研究发现：1）近15年来国外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关注度持续上升,研究主题集中,主要关注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方面;2）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一方面通过塑造居民交通出行方式、体育锻炼习惯、饮食习惯、生活态度以及心理状态等路径作用于居民健康,另一方面通过压力的累积、资源获取的受限等对健康产生影响;3）目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横向研究构建健康行为、相关疾病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多元量化模型来实现,纵向研究较少。最后对中国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提出3点建议。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飞速扩张,绿地作为稀缺资源,对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1273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通过腾讯街景视图和机器学习算法提取街景绿地数据,考察街景绿地、地方依恋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并对比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街景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街景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影响,即街景绿地通过影响居民地方依恋,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③ 对于本地居民,地方依恋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地方依恋实现;④ 对于外来移民,地方依恋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不仅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且通过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间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_1.0和PM₁₀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_1.0、PM₁₀和PM_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₂）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②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③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