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丘陵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展类型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选取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作为研究区,以村(社区)为评价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数据统计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从村域尺度对137个评价单元的乡村性空间分异性进行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和乡村产业划分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荣昌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南北强、中部弱"的差异性格局;②乡村性空间分布趋于空间集聚,已形成环中心城区、重点乡镇的乡村性冷点区域和分散分布于研究区域边缘的乡村性热点区域;③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强乡村性-传统农业型、中等乡村性-现代农业型、中等乡村性-农工混合型、弱乡村性-非农主导型。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基于GEE的1987—2019年民勤绿洲NDVI变化特征及趋势分析

Google Earth Engine（GEE）是目前最先进的地理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平台,使遥感监测地表植被突破了数据获取难、本地存储量大、处理效率低的限制。基于GEE云平台计算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研究了1987—2019年民勤绿洲NDVI的时空变化,并通过一元线性趋势分析、稳定性分析、Hurst指数对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1）1987—2019年民勤绿洲NDVI年均值从0.172上升到0.230,多年平均值为0.244,1989—2007、2010—2016年呈上升趋势,1987—1989、2007—2010、2016—2019年呈下降趋势。年内NDVI-0.017—0.333,高值集中在每年4—10月。空间上来看,绿洲外围NDVI明显增大,绿洲向荒漠扩张。（2）1987—2019年民勤绿洲大部分区域NDVI基本不变,坝区、泉山区绿洲外围、湖区南部和青土湖呈增大趋势,坝区中部民勤县城区、湖区北部绿洲边缘呈减小趋势,基本不变、增大、减小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81.90%、16.25%和1.85%。（3）1987—2019年民勤绿洲NDVI变化稳定性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坝区东南部、泉山区东部、湖区北部荒漠区域;波动性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坝区、泉山区绿洲外围、湖区南部和青土湖。（4）未来民勤绿洲大部分区域NDVI变化趋势保持基本不变,坝区、泉山区绿洲外围、湖区北部和青土湖,NDVI未来有可能增大,坝区中部民勤县城区、湖区北部向荒漠过渡地带,NDVI未来有可能减小,基本不变、未来有可能增大、减小的区域面积分别占71.62%、12.96%、15.42%。     

干旱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及土壤养分与盐渍化的分析研究 ——以民勤绿洲为例

为整体掌握民勤绿洲耕地质量、土壤养分以及盐渍化状况等,充分利用县域耕地资源,分析研究民勤绿洲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及其耕地土壤养分和盐渍化现状,为及时准确掌握绿洲耕地地力状况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绿洲耕地土壤养分、盐渍化障碍提供改良措施。基于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办法》(农业部2016年第2号)和《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GB/T33469-2016)的相关要求,构建民勤绿洲县域评价体系,通过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模糊数学、层次分析和综合指数等方法,对民勤绿洲耕地质量等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民勤绿洲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3.26等;分布有一至七等级地,八、九、十等级地没有分布;以三、四等级地为民勤绿洲耕地的主要等级分布,面积占比分别为31.63%、28.27%。泉山区中部和坝区灌溉农业区多分布一、二等级地。湖区灌溉区多分布三、四等地。在绿洲边缘带较多分布五、六、七等地。(2)民勤绿洲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在10.00~15.00 g·kg^-1之间,全氮平均含量在0.50~1.00 g·kg^-1之间,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有效磷和速效钾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昌宁区、泉山区与坝区交界东北部以及湖区镇(昌宁镇、东湖镇、南湖镇、泉山镇、西渠镇)耕地土壤养分平均含量较均低。(3)民勤绿洲盐渍化耕地的面积为32240.36 hm²,占民勤绿洲耕地总面积的30.09%;主要以轻度盐渍化为主。轻度盐渍化多分布在湖区红沙岗镇、红沙梁镇、西渠镇等镇;中度盐渍化分布在昌宁镇以及环河区沿风沙线一带。其评价结果对民勤绿洲耕地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绿洲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视角下的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以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格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运用体制转化理论及其研究框架,选取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案例地,从村域尺度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变化为切入点揭示了当地乡村转型的背景和环境因素,重点探讨农户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及其稳健性,从微观角度审视西北乡村转型的基本特征,主要结论包括：① 当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已由传统农业体制转变为新型农业体制,其中某些家庭体制正在向非农体制转换。② 家庭特征是农户体制发生转换的客观条件;耕地质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是农户体制转换的内在动因;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及社会网络是农户体制转换方向的决定因素。③ 农户家庭体制转换呈现出发散和聚合并存现象,且不同家庭的稳健性存在明显差异,基于种植业结构和收入对农户家庭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的稳健型依次表现为其：苹果非农均衡型>非农收入主导型>粮食非农均衡型>苹果收入主导型>传统收入主导型。最后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转型的微观研究进行探讨,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实践启示。     

民勤地区近地面沙尘监测系统的建立及其运行的初步评价

介绍了建于民勤地区的我国第一套近地面沙尘监测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经1 a多运行,该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沙尘监测效果。初步结果表明：2006年民勤19次沙尘暴平均气溶胶浓度的空间分布遵循幂函数关系,在沙漠和绿洲边缘区气溶胶浓度随着高度的增加显著下降,而在绿洲内部,则随高度增加而上升;在不同下垫面条件下,水平沙尘通量随高度变化也遵从幂函数关系,但在沙漠和绿洲边缘呈显著降低趋势,在绿洲呈平缓上升趋势。从沙漠区至绿洲内部,沙尘通量空间分布的规律一般是：沙漠>绿洲边缘>绿洲。2006年在民勤地区,绿洲边缘的沙尘通量比沙漠区减少了42.0%,至绿洲内部则减少74.42%,表明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网对沙尘具有较强的防护功能和减灾作用。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以青海省为例

为了准确把握县域尺度下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0—2020年青海省43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借助全局趋势分析、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等方法揭示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考察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青海省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根据增长速度划分为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2）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空间分布整体表现为“东、西部高中部低”“北高南低”，空间格局呈现出由“正东—正西”分布向“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偏移趋势。（3）在空间相关性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板块特征显著。（4）在分布动态演进上，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存在稳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基本类型分析——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基于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县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与乡村聚落的基本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秦安县乡村聚落密度较高且聚落空间分布极为分散;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海拔、坡度、河流等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变化呈明显的正态分布,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③秦安县复杂多样的乡村聚落类型,与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密切相关且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大中型、集聚型、商品经济型和半商品经济型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川道地区,而小型、分散型、传统农业型和劳务输出型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黄土丘陵山区。     

黄土丘陵区乡村国土空间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临洮县为例

乡村国土空间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区,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等数据,定量评价了临洮县18个乡镇323个行政村的国土空间安全,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了影响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1）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为：生活空间安全水平>生产空间安全水平>生态空间安全水平。安全水平较高的乡村（69.73%）主要分布在洮河川区灌溉农业区,而低等安全水平的乡村（30.27%）主要分布在县域北部与东部丘陵山地的旱作农业区。（2）临洮县乡村国土空间安全空间分布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分布以高-高（18.52%）、低-高（0.62%）、低-低（9.26%）这3种类型为主,且集聚分布特征明显。（3）地形地势、人口规模、政府投入及区位联系对临洮县的乡村国土空间安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乡镇其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不同环境背景下的艾比湖区域土壤水盐差异性特征研究

由于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环境机制不同,所以导致了水盐（主要指水分、盐分）空间变异存在很大差异,在此背景下分析艾比湖地区含水量与含盐量空间变异,有助于更加合理的了解土壤含水量与含盐量一体化规律。以艾比湖为中心把艾比湖区域分为三个靶区：绿洲、荒漠、湖区,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三个区域的土壤水分、盐分差异性特征。结果表明：绿洲、荒漠、湖区这三个区域表层土壤盐分积聚严重,其含盐量大小依次为：荒漠→绿洲→湖区,而含水量却相反;绿洲、荒漠和湖区土壤含盐量的变异系数均在85%～150%之间,属高强度变异,含水量变异系数均介于55%～75%之间,属中强度变异。说明荒漠区域盐分含量的水平分布不均匀,空间异质性较强;而水分含量的水平相对较为均匀,空间异质性较弱。绿洲、荒漠、湖区土壤层10～20 cm与20～40 cm土壤层含盐量的存在显著性相关性（p<0.01）,即绿洲的相关系数0.913,荒漠的相关系数0.966,湖区的相关系数0.941,绿洲与湖区土壤表层与亚层含水量存在显著性相关性（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851 和0.908。说明绿洲与湖区土壤层0～10 cm与10～20 cm土壤含水量存在水分转移现象,荒漠区域这种现象不明显,可能与沙漠炎热地表环境和土壤性质等因素有关。研究结果揭示了艾比湖地区不同环境背景下秋季的土壤含水量与含盐量分布特征,为艾比湖地区农作物灌溉管理及土壤盐渍化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农业生产转型类型诊断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农业生产转型成为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窗口。科学诊断中国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可为调控农业生产政策和完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论文以中国传统农区黄淮海地区为例,以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划分为突破口,系统诊断不同农业生产转型类型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方案。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分析法是分析农业生产转型阶段差异的有效手段;空间弹性视角下,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可以划分为传统农耕型、现代市场型和城郊休闲型3类;传统农耕型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劳动力转型的失调、缺乏核心产业支撑及实际城镇化率较低是限制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问题;现代市场型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态和小农户的有效组织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难题;城郊休闲型地区完善农户的市场参与方式和降低资本风险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各转型类型的差异化问题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不可预期、自组织和多稳态体制等特征。道路建设是区域发展重要的干扰驱动因素,对局域社会—生态系统产生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以道路建设为切入点,借鉴社会经济连通度概念,以商洛市为例,从区域（local）和社区（community）两个尺度,分析道路建设对欠发达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将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经济增长、生态景观格局和乡村发展3个维度,选取商洛市统计年鉴、商州区遥感影像和典型农户调查3类数据,结合数理模型、遥感与GIS技术和问卷统计分析,对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道路网络与景观破碎度变化以及高速公路（国道）建设对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包括：① 道路扩张成为减贫的原因,却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因,而经济增长却是道路网络扩展的原因;② 道路建设增加了当地生态景观的破碎度,却提高了社会连通度,并且景观破碎度与社会连通度之间呈正相关;③ 在乡村社区尺度上,道路建设与社区恢复力之间呈现复杂关系,乡村社区恢复力可以从集体记忆、生计多样性和适应能力3个准则层选取相应的替代指标,通过对农户调查来分析和解释,运用逐步回归分析,识别了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下的欠发达山区乡村恢复力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地理特征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标准级别以上的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空间分异特征和地理特征的分析,运用最邻近点指数、空间自相关法、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析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10.4将贵州省的高程、水系、道路网、乡村旅游村寨图层叠加,分别分析乡村旅游村寨的地理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村寨呈现出正向集聚分布,形成了4个集中分布区,68%的村寨沿西南向东北方向分布,以下地理特征最为显著：集中分布于中低海拔的河流沿岸地区、邻近高级景区和客源市场、交通趋向性强、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基于此,结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三点建议：充分挖掘贵州的山地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业态;加强热点分布地区乡村旅游村寨与邻近高级景区的联系,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稳定的客源市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开发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增强社区主体的参与意愿。     

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

以具有国家粮食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功能与特征的辽宁省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居住生活和生态保障四类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各区县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面看,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②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互动实际,得出各功能间的交互作用类型,从而为功能调控提供指导;③ 基于功能状态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将辽宁省78个区县划分为8种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并根据类型提出科学谋划辽宁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为促进乡村转型与城乡统筹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