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应用空间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分解及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省际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其中,“九五”时期不断缩小,“十五”时期波动变化,“十一五”时期快速缩小,“十二五”时期趋同发展;②四大区域之间的人类福祉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但其贡献率总体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西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最大但降幅明显,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先扩大后降低,中部、东北地区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相对较小且不断缩小;③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同向扩大。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均可提高中国各省的人类福祉水平,但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提高卫生经费占比的增长率可降低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但却能有效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福祉差距。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转移支付,既能提高中国各省区的人类福祉水平,又可起到促进地区之间福祉均衡作用。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基于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纳入研究框架,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水平和结构两个层面考察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型,并处于其下行区域,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差距的作用是递减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处于"U"型曲线的上行区,即城乡收入差距的上升造成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的角度看,现阶段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别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     

城镇化转型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利用2000—2016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以及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效应及其差异,明确城镇化的转型能否促进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结果表明:2000—2009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明显两极分化,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10—2016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显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城镇收入差距仍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已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转为负向,具有微弱缩小作用;东部地区经济高度集聚形成的扩散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各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中国城乡福祉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教育、医疗、收入和消费水平4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并测算城乡福祉差距指数,揭示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时空变化;利用2008—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8—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指数增大但城乡福祉差距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城镇化对全国以及西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差距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东部与中部影响作用甚微;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引导资本下乡均能缩小城乡福祉差距。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Sichuan Province北大核心CSCD

新型城镇化作为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对破解城乡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门限面板模型,分析2009—2019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情况,揭示二者的关联关系,检验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19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城乡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各年度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其低值区域主要集聚在成渝经济走廊上,其高值区域主要集聚在川西及东北部秦巴山区。(2)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关系,主要原因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不同步,当农业现代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新型城镇化才会由扩大转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3)地区经济不平衡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地区差距

中国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究竟是起了扩大作用,还是缩小作用,已有的研究并没能形成一致的结论。基于中国的转型背景,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配套政策构成了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约束使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同。进而分析了劳动力流动方式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转型期中国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尽管流动方式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贫困视角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规律及其管治研究

采用贫穷增长曲线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规律。根据中国1994~2006年地级市的人口和GDP数据,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但区域平均GDP增长率越高,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就越小。1998~2000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呈现贫困化经济增长,GDP增长率最低,地区差距急剧扩大;2003~2004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平均GDP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基本符合减贫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缩小;其余年份基本符合涓滴经济增长,即随着经济增长,虽然绝对贫穷得到了缓解,但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份额降低,地区差距扩大。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管治是必要的。     

制度演变与中国城乡发展差距——基于3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制度变迁及其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采用30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演变与城乡发展差距的关系,发现了省域城乡发展差距由沿海向内陆逐级扩大的阶梯状分布规律。政府财政支农制度、乡镇非农产业发展制度均能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然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制约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束缚作用开始显现并逐渐加强。未发现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东部、中部、西部省份),制度演变对省域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针对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进村退问题,建议继续强化对落后地区的支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乡镇工业、服务业的扶持力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构筑村镇建设格局,为促进城乡互动发展搭建平台。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中国区域差异研究

利用中国1952~2000年各省区的人口、土地利用和人均GDP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可利用土地、人口和GDP总量的空间中心计算表明,空间中心统计是一种简单有效刻画要素空间分布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的计算,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深入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变化的重要和有益的方法。对不同年度的Moran's I和Local Moran I的分析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时空变化规律。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以2001-2009年A级景区为例

利用2001-2009年各批次A级景区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区旅游景区发展的总体水平可分为5个梯队,综合景区的数量和等级因素可分为6个类别,各省区市景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2)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景区经济发展密度、景区交通发展密度、景区人口密度和景区空间密度均存在β绝对收敛,说明其相对差异在逐步缩小,也说明中国A级景区正朝着合理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景区交通发展密度的相对差距缩小最为明显,也说明地区景区发展水平主要受到交通发展的影响,优化各地区的交通发展比地区经济发展均衡更能促进景区发展的合理化水平。这一结果对如何推进中国旅游景区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中国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优化决策

城乡转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过程。科学认知城乡转型的概念内涵,系统探讨城乡转型的格局、过程和机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转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论文综合解析了中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基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剖析了城乡转型的格局,探讨了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策。结果表明：①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征是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状态;② 2000—2018年,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③ 2000—2018年,全国城乡转型整体上实现了由低水平城乡统筹向中等水平城乡融合的转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城乡转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④ 全国城乡发展可划分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4种类型,各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补齐短板等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采用可以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测量1990～2004年我国入境旅游时间尺度上的地带间、地带内和省际差异变化状况。结果表明,1990～2004年中国入境旅游省际差异逐渐缩小,变化速度变缓;地带内差异大于地带间差异,地带内差异是构成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东部地带内差异是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总体上看,中国入境旅游省际差异20世纪90年代初居高不下,90年代中期急剧缩小,21世纪初持续下降,并有小幅波动;地带间差异除1991年和2003年急剧上升外,其余年份持续下降;东部地带内差异较大,但差异迅速缩小,中部地带内差异居高不下,变化明显,西部地带内差异较小,波动不明显。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进行比较研究,有两个有意义的发现：一是入境旅游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和经济差异逐渐加大的发展方向刚好是相反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发展入境旅游可以起到调整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能起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二是中国入境旅游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而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地带间差异却逐渐扩大,说明入境旅游在缩小地带间差异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分别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地带(关中、陕南、陕北)、地级行政区域和县级行政区域3个不同层次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1978～2004年间,不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都呈逐年扩大的变化态势,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区域空间划分得越小(地域空间单元越小),所体现出的差异程度越大.     

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以安徽省2000~2010年国内旅游收入为例,从区域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区域差异程度等数理特性及区域空间中心、极化格局、地带差异格局和市域间差异的发散与收敛格局这一从整体到局部的空间特征上分析了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的演变特点。结果显示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绝对差异上升,基本收入相对差距和目标收入相对差距演变态势相反;旅游购物收入对总基尼系数贡献趋大,是今后缩小区域差异的重要对象;合肥、黄山、安庆是安徽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极化中心也是旅游空间中心南移的主要因子;地带空间格局演变分2000~2005年的收敛趋同、2005~2006年的发散分异、2006~2010年的收敛趋同3个阶段;市域间差异分析表明淮北、宿州、淮南、阜阳、蚌埠、六安、马鞍山7城市呈向下发散,是现阶段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较弱的城市,有待扩大旅游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