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效率研究述评及基于交通运输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展望

运输效率是衡量运输系统运行状况及发展潜力的综合性指标。国外学者立足经济学与管理学, 在运输效率评价的计量模型、指标体系以及运输效率的影响因素与机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国内研究总体上还处于国外研究方法体系与成果引进阶段, 但中国学者开创性地将运输效率与地域空间相结合, 开始关注运输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研究。近年来, 运输的能源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日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从交通运输地理学角度, 突出运输效率的空间地域性, 在区域运输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与定量测度基础上, 对运输效率格局、过程、机理及效应展开系统研究, 具有一定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集成遥感数据的陆地净初级生产力估算模型研究综述

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衡量碳循环、指导土地利用、评估生态安全、指示环境变化、反映粮食安全等的重要参量,其估算受模型构建机理和生态系统关键地表参数输入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遥感数据的不断丰富和遥感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集成遥感数据的NPP估算模型相较于仅采用气候、土壤等传统观测数据的非遥感模型,在分析时空异质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和CNKI两大数据库,采用文献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回顾NPP研究概况及国内外集成遥感数据的NPP估算模型的近期进展;并将集成遥感数据进行NPP估算的模型分为统计模型、光能利用率模型、过程模型及耦合模型四类;重点阐述了各类遥感估算模型的机理、差异性、适宜性及局限性;最后,在分析NPP遥感估算面临困境和科学挑战的基础上,从机理与影响因素、数据基础、参数反演、时空尺度拓展、软硬件支撑等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基于SBM-Malmquist-Tobit模型的沿黄九省(区)环境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非期望产出角度运用SBM模型测度沿黄九省(区)2001-2010年的环境效率静态水平,通过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沿黄九省(区)环境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通过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沿黄九省(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旨在对沿黄九省(区)环境效益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在考虑环境变量之后,区域的平均效率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上中游省份对环境变量的引入较下游省份更为敏感;沿黄九省(区)环境效率静态水平均相对较低,上中游省份较下游省份更甚.(2)环境效率水平有向好发展的态势,其值的改善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经济、制度和地区等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效果各有不同,这些因素对环境效率的作用机理存在一定差别.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驱动类型分析

综合考虑产业用水效率、产业用水结构、经济水平、水资源禀赋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率5个因素对中国用水效率的影响,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1997~2008年中国用水效率变化进行分解分析,计算各驱动效应因素的相对贡献率,测度它们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结果表明:产业用水效率效应和经济水平效应是影响中国用水效率变化的最显著因素。通过计算各驱动效应的绝对贡献率,采用最小方差法将中国31个行政区(港澳台除外)确定为4种空间驱动类型,进而分析用水效率变化驱动效应的分布特点。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用水效率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发展效率——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

以山东省新泰市789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对村庄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维度下村庄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似,平均生产效率最大,生活效率次之,生态效率最小。(2)同一村庄不同维度发展效率不同,多数表现为生产、生活效率值相近,但与生态效率差值较大。(3)不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高值区的重合度偏低,仅为43个,占5.45%。(4)随着乡村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乡村制约作用逐步降低,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且政策文化因素与村庄发展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研究新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采用熵值-TOPSIS评价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水平、社会基础水平和竞争力水平4个指标因素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并对4个指标因素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各地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效率差异虽然较小,但呈现小幅度加大趋势;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分为超效率发挥地区、领先地区、效率未发挥地区和落后地区;经济基础水平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大,竞争力水平次之,社会基础水平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暂无明显影响。     

沿黄九省工业水资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

科学评估工业水资源效率并识别其影响因素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前提。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测度了沿黄九省2010—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效率,然后构建Tobit模型分析其全局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选取显著性影响因素纳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沿黄九省工业水资源效率均值为0.77,未达到有效水平,但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各省份之间效率差异明显,山东最高（1.064）,宁夏最低（0.424）。在影响因素的宏观层面,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对工业水资源效率攀升有正向促进作用;水资源禀赋、社会发展水平、工业用水强度和政府规制程度皆存在抑制效应,但显著程度不同,且高显著性影响因素的效应具有不同的时间演化趋势;在微观层面,各省份工业水资源效率的主导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存在空间差异。     

黄河流域城市能源综合效率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能源效率成为反映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不断提升能源效率是必然的趋势。本文使用非参数的super-SBM模型、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法、面板Tobit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黄河流域2007—2018年城市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基本保持平稳,但有下降趋势。效率分布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且呈现出明显的连片分布特征,具体来说上游城市多处于低效、中低效率区间,中下游城市多位于中低和中高效率区间;(2)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创新对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城市能源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不变;(3)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存在并且具有一定分布规律。研究结论为促进黄河流域城市能源综合效率提供思路。     

基于GWR模型的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驱动机理

遵循“以人文本”的绿色发展理念,综合考虑水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综合选取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科技四大因素共19个指标,测度2000—2016年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并对其驱动机理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各因素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存在着空间差异,且随着时间而变化;总体来看,产业结构、工农业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和科技转化率等因素对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人均水资源量、人口规模和污染物排放等因素的增加则限制了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就其空间差异而言,水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因素对西部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而产业结构、用水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程度东部大于西部。研究结果对于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各地区发展的水资源政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基于家庭区位需求的城市住房价格模拟分析

目前关于城市住房价格异质性和影响因素研究多侧重于空间位置分析,从城市系统角度刻画住房价格分异现象有待进一步探索。根据“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理论”,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是各类活动通过交通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构建了交通可达性模型,综合全市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交通网络评价城市区位条件,并以北京为例,从就业、教育、消费、医疗服务等各方面评价了城市区位条件,在此基础上依据家庭成员结构,模拟分析了家庭区位需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案例研究表明,本模型对房价的模拟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达到很好的效果;家庭的区位选择决定着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各类活动中就业对北京市房价分布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消费、教育,而医疗服务对住房价格影响相对较弱。此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系统阐述了城市经济活动分布格局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经济活动分布发生变化时模拟结果随之变化,因此,本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用于“以业带人”政策实验,模拟分析疏散各类经济活动后住房价格的变化,也为城市房价及土地市场分析研究提供模型方法上的参考。     

武汉市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与银行网点的空间耦合性研究

本文以构建公共交通网络为切入点,运用改进的多中心性评价模型测度了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并结合GIS核密度分析法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银行网点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性与空间结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具有城市多中心指向性特征,且由中心向外围圈层递减;②银行网点布局呈现“核心—中心—过渡区—外围”多层次结构,且具有空间不均衡性;③公共交通网络各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正相关。银行网点受接近中心性的影响最大,直达性次之,介数中心性最小;④局域上,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不平稳性与空间异质性。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是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高—高聚集主要位于银行网点布局的核心圈层,低—低聚集点缀于外围圈层,高—低聚集与低—高聚集介于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之间。     

银行业改革与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空间布局——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例

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的网点布局发生了战略性变化。在经营效益的驱动下,银行采取集中化策略,大幅度减少基础网点数目,而增加支行数目。两类网点地理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加大,地理集中度上升。网点布局向主要经济增长极集中,而从边疆地区与落后地区撤离。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基础网点及支行空间分布统计分析表明,两者的两类网点的地理分布在股份制改革后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础网点更加接近主要客户群体,支行则更加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结合自身的业务优势与特点,两者在两类网点的区位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导向的网点布局战略将可能带来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     

Bank branch closures in New Zeal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Banking is going through a revolution that is radically altering the way banks work and the way customers use them. It is a revolution driven b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enabled by technology. Unlike the back-room developments of previous decades, contemporary restructuring i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network of bank branches and opportunities customers have to interact with them. Today virtually all retailing banks are seeking ways of reducing their extensive and costly network of branches and experimenting with alternative means of interacting with customers. Many of the difficulties of deciding what branches to close relate to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such closures on remaining parts of the bank’s network.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a GIS-based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designed to help banks make that decision. Applied in the New Zealand context, it draws attention to some of the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difficulties,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creates in ass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closing branches, both for the bank itself and for the wider community.     

中国城市网络化空间联系结构——基于银行网点数据的研究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以全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城市)为研究对象,以33家国内外银行的88022个网点各城市间的级别和数量分布为基础数据,运用链锁模型、Zipf法则、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市间联系和城市节点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五大城镇密集区之间的联系成为这一网络的主干,东西部网络密度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明显差异;城市联通度的规模分布符合Zipf法则,但呈现明显的双分形特征,各城市的节点度同样以胡焕庸线为界在东西部呈现显著差异;此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所分别对应的城市整体联通度和相对联通度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明显差别;上述结构特征同各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从形成机制上看,朝向集中化和均衡化的一般空间政策和行业空间政策对这一网络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Facebook注册用户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互联网地理学研究已成为近年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对网站注册用户空间分布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为研究对象,利用获得的2012年注册用户规模数据,具体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无论是在洲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Facebook注册用户的规模与普及率分布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前者的集中化指数高,且偏重发达国家和人口规模过亿的国家;后者则是欧美、大洋洲和高收入国家相对偏高。②Facebook注册用户规模主要受国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和网民规模三个层面因素影响,普及率则主要受人均收入、人口层面的城镇化率、网民普及率和网络基础设施等层面因素影响。此外,上网工具变革、文化差异和网络监督制度也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③由于成为Facebook注册用户的基本前提是其必须首先是网民,因此后者也相应成为影响前者空间分布最为直接的因素。其他因素主要通过作用网民进而实现对Facebook注册用户空间分布的影响。     

中国银行业基层网点的空间演化机制

中国银行业改革持续深化,不同类型银行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逐步取消,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重新调整网点布局已成为各家银行应对措施之一。重点关注2007—2016年中国银行业基层网点的空间演化路径,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研究中产业关联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地方产业基础的金融关联度和区域间投资的金融关联度两个重要变量,以此构建解释框架。考虑到中国银行业渐进式的改革历程,按银行所有制及银行规模分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 地方银行市场竞争越激烈会显著提升产业基础、投资流向的金融关联度在银行网点布局决策中的重要性,银行网点会向金融关联度高的地区集聚;② 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随地方银行市场环境和银行成长过程发生变化,表现出阶段性特征;③ 银行的个体异质性也是影响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因素之一。     

中国金融包容区域差异：地理包容能否带动业务包容？

基于银监会提供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地理分布数据,设计计量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中国金融包容的时空间差异,重点关注在基本实现分支机构城乡全覆盖（地理包容）的前提下,银行是否真正提升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从而带动业务层面的金融包容。结果发现,各类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的确提升了民众金融服务使用率,地理包容对业务包容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起作用的银行种类差异明显,且各类银行的促进作用也在不同时期显现。研究期内,在东部地区,主要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持续地提升了业务层面的金融包容水平;在东北地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扮演了上述角色,但后者的促进作用略晚于前者出现;在中部地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起持续性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促进效应明显,但后者显现促进作用大幅晚于前者。     

地理学视角的京津冀地区工业企业融资成本分析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是近年来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哪些又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因素呢?基于京津冀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工业企业的大数据挖掘,定量分析了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的相关性,解释了地理因素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看,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越近、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越多,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低。②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更高。③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无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河北省的工业企业融资成本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正相关,与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负相关。④ 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距离对重工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显著,1~5 km半径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性不大。     

江苏省银行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平台的银行网点地理数据,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对五大商业银行、农业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江苏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并揭示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整体上,江苏省银行网点空间偏向分布差异明显“南多北少”,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区密集分布和外围分散分布”;不同类型银行由于功能和市场定位的不同,除在城区密集分布的共性外,在城市外围区域的分布密度和服务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五大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倾向于人口规模大、城镇化率高的城市,农业金融机构网点更依赖于农业人口因素,中小商业银行网点偏爱二三产业发达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江苏地方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国外资本输入较多的城市。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性质等制度因素对农业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较强。     

新世纪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与地方银行机构 网点的空间分布 ——兼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催生了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它们以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弥补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市场空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银行体制改革的分析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从仅限于单一地区经营,到放开地域经营限制,允许跨区域设立分行后,两银行机构网点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其网点的地理分布在改革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将两银行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网点分布进行对比发现,其总行布局与地方经济发展刺激下的金融需求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两银行跨区域设立异地分行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差别：城市商业银行优先选择发达地区,而后采取全国性战略布局和区域性梯度式布局两种模式扩张;农村商业银行则优先考虑欠发达地区,然后主要以区域内跳跃式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