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人地关系研究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调查、遗址动植物遗存的浮选、遗址及墓葬出土人骨的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和遗址文化层的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以农业经济为主,尤以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其中人骨的食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汶口晚期的食物结构存在贫富差异,富有者的饮食以大米等C₃植物为主,普通老百姓的饮食以小米等C₄植物为主。借助GIS,SPSS软件所建立的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型表明,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地貌、水文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坡度越大,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小;遗址距离大河流越远,受到洪水灾害的威胁越小,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大;遗址距离中等河流的垂直距离、小河流的水平垂直距离越大,人类不便于利用水资源,遗址存在的概率就越小。区域地质地貌考察及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古气候有温和偏湿—温凉偏湿—冷凉干旱—温凉偏湿的变化过程。古植被主要为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但存在针叶林和阔叶林面积来回摆动的情况。暖湿时期人类居住海拔较高,冷干时期人类聚落也随水从高处往低处迁移。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早期阶段的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促进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初期出现的冷干气候事件有可能对龙山文化的结束和岳石文化发展进入一个低谷产生了巨大影响。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4600~4000aB.P.)遗址出土木材的古气候意义

通过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木材样品的树种,能够获得龙山文化前时期区域气候与植被环境的信息。文章采用体视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部分木材样品进行树种鉴定。分析与研究的结果表明:龙山文化前期,两城镇聚落周围生长着麻栎、辽东桤木、杜梨和刚竹等树种,反映了比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状况,龙山文化的繁荣发展,可能与这种适宜的气候环境有关。研究结果还标志着,在我国东部地区,利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木材等植物遗存,研究全新世时期高分辨率的气候演化过程及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学术前景。     

山东曲阜林家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动物资源利用策略

林家遗址是在山东曲阜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聚落。本研究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570件岳石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动物群构成包括黄牛(Bos taurus)、羊(Caprinae)、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狗獾(Meles meles)和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作为补充。从动物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岳石文化晚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黄牛,家猪次之;排除掉特殊埋藏的完整动物遗存,家猪是中商时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其次是黄牛和野生鹿科动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岱地区,大多数遗址的先民主要通过饲养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构成相对比较稳定,包括猪、黄牛、羊和狗。只有少量商代遗址,如李屋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比例较高,且野生动物种属繁杂,这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遗址的特殊性有关。另外,林家遗址岳石文化晚期以黄牛为主的动物群特征可能与遗址的性质或发掘区在聚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植硅体分析揭示天山中段南麓北朝时期莫呼查汗沟口遗址的作物结构与生业模式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文明交流和作物传播的关键区域,该地区古代人群的饮食结构和生业模式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者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天山地区复杂的地理构造为研究不同地貌单元人群的农业活动和生计模式提供了理想场所。本研究选取中天山南部焉耆盆地北朝时期(386～581 A.D.)的莫呼查汗沟口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对从该遗址不同功能单元采集的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并结合已有的炭化种子记录探讨了该遗址古代居民的作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结果表明：房址剖面和火塘样品中发现了较多数量的黍η型、小麦树枝状和乳突状以及少量的粟Ω型植硅体,植硅体分析和炭化种子浮选结果共同证实了北朝时期沟口先民的作物结构以小麦和黍子为主,同时兼有大麦和粟,各遗迹单元农作物植硅体的广泛分布表明该遗址农业活动发达。通过对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发现,不同于自然条件优越的绿洲地带,在山前洪积扇或沟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作物种植必须依赖水利灌溉设施的支持。研究结果为深入研究新疆不同地貌单元人群的饮食结构、农业活动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核心区域,农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促成了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最终形成.农业经济的转变对先民食物结构和动物饲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但目前的研究多为某一时间段的研究,需要长时间段的考量.对西金城遗址(35°06′22″N,113°06′53″E)出土的龙山文化、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人和动物骨骼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先民(δ13C=-9.3±3.1‰,δ15N=8.5±1.3‰,n=3)的食物结构以C4类(粟、黍)为主,其生计方式是以粟等旱作农业为主,并辅以少量的稻作农业生产,兼有稳定的家畜饲养和捕捞业.就动物食物结构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以猪、狗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和人类相似,先民主要用粟黍类作物副产品喂养家畜;汉代随着小麦、大豆等C3类农作物的推广普及,家畜的δ13C值降低,更多的小麦等作物被用于喂养家畜.唐宋时期虽然小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农作物格局,但先民却仍然偏向于用C4植物(粟黍)喂养家畜.     

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资源利用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

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前时期传人中国的小麦冲击了粟类作物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中原地区进行农业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环嵩山地区是中原的腹地,对官庄遗址的浮选研究丰富了这一地区植物利用的资料.官庄遗址(34°51′06″N,113°22′28″E)是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的一处周...     

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

中国是世界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起源可以分为两个发展脉络,一是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起源;二是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起源。近些年来由于浮选法的普遍应用,从全国各地考古遗址浮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稻、粟、黍、大豆、小豆、小麦、大麦、荞麦等各种农作物遗存,为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研究结果显示:距今10000年前后,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同时出现了植物耕作行为,标志着农业经济已经在孕育中;距今8000年前后,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发现了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当时的生业形态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特点;距今6500年前后,北方旱作农业率先完成了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距今6000~5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相继完成了向稻作农业的转变;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旱作农业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外来的小麦逐步取代本土的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从此奠定了"南稻北麦"的中国农业生产格局。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及其对人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是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考古研究显示该地区的跨大陆文化互动始于齐家文化时期(4300~3500 a B.P.)。作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齐家文化早期(4300~4000 a B.P.)至晚期(4000~3500 a B.P.)先民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已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的研究相对薄弱,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甘肃中、东部7处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植物大遗存进行研究,将其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早期,甘青地区东、西部的农业结构均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黍(Panicum miliaceum)为辅,这可能与粟的高产性和水分利用的高效性等有关;齐家文化晚期,西亚起源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传入甘青地区,西部的农业结构转变为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但甘肃东部依然延续前期以粟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响应程度不同。本研究显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受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和气候变化与局地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助于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关键时期和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嵩山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早期的环境与文化

近年在嵩山地区黄土层中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多半出产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可与深海氧同素第5阶段后期对比。这表明约70kaB.P.前末次间冰期嵩山旧石器文化发达,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华夏文化的核心——嵩山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末次间冰期后期的环境变化,对古人类和生物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主要探讨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人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该遗址两周时期发现13种动物,其中家养动物有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和70.67%.猪在家养动物中的数量最多,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比例分别为69.04%和33.33%,其他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在1.78%~14.67%之间.家养动物提供了主要肉量,黄牛提供的肉量最多,占36.41%.马右P 2发现马衔磨蚀的痕迹,马第1节趾骨发现严重的骨赘,说明马被役用而且承担相当的工作量.马在普通聚落的出现、肉食消费和畜力开发等现象,反映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龙山文化末期泾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

通过对泾河流域深入的野外考察,在其中游基岩峡谷内发现了含有龙山文化末期文化层和古洪水滞流沉积单元的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利用光释光的单片测年技术,确定古洪水滞流沉积层覆盖着的黑垆土层的OSL年龄为 4078±382aB.P. 和4111±450aB.P.。结合其中所含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年代,揭示出泾河流域在4100～4000aB.P.之间出现一个古洪水多发时期。这组古洪水滞流沉积单元包含5个单层,记录了4100～4000aB.P.之间泾河流域曾经发生的5次特大古洪水事件。这个洪水期对应着我国北方在4000aB.P.前后,由全新世大暖期向着全新世晚期干旱期转折过程中的气候剧烈变化。这些史前洪水事件可能对我国龙山文化的衰落和古代华夏文明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影响。     

晋南地区仰韶至东周时期人地关系研究

基于晋南地区全新世黄土剖面样品的光释光(OSL)测年和磁化率数据,恢复该区全新世以来的古温度和古降水,并结合该区仰韶至东周时期文化发展特性及各时期考古聚落在不同地貌类型上的分布比例,探讨晋南地区全新世以来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仰韶早期和中期,气候较为暖湿,古土壤发育,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仰韶晚期气候由暖湿向温干转换,可能对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龙山时期温度和降水较之前有所下降,但气候仍较现今暖湿,又因相对干旱的气候促使先民积聚在水源地附近,以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该时期文化快速繁荣发展。夏、商和西周时期气候持续干凉化,文化发展受到制约。东周时期气候仍然较干凉,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环境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小。晋南地区仰韶到东周时期聚落主要分布在耕作条件较好的冲积平原、台塬和山前倾斜平原上,在丘陵和山地上分布较少;随着气候的干凉化,仰韶到东周时期聚落在山前倾斜平原和台塬的分布比例有减小趋势,而在冲积平原的分布比例有增大趋势。     

山西太原盆地全新世地貌演化及其对古人类聚落分布的影响*

人地关系是现代地理学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地貌是影响古人类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区野外地貌考察和沉积物的光释光年代测定,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探讨山西省太原盆地全新世地貌演化过程、人类聚落分布变化规律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从仰韶到夏商时期,太原盆地平原区一直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河流和湖泊环境,而在盆地边缘有一圈环绕盆地的黄土台地,所以人类文化遗址一直呈环状分布于太原盆地边缘。晚更新世,盆地边缘以洪积过程为主,盆地中部以河流过程为主,形成了盆地边缘高、中间低的地势;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由于盆地中部构造下陷与气候转变为暖湿的共同影响,盆地边缘地带下切形成黄土丘陵或台地。此时,太原盆地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分布在环盆地边缘的黄土台地和黄土丘陵上。到了龙山早期,盆地东侧中部陷落平原边缘地势稍高的地区,由于河流进一步下切而高出洪水水位,龙山早期先民开始进入这些地势稍高的平原地区活动;盆地西侧清徐—文水一带也转为下切,形成低台地,开始有人类在此台地上活动。到了龙山晚期,盆地平原区及各河流均发生向上加积,导致盆地平原区水位上升,洪水影响扩大到平原边缘地区,太谷—介休一带,龙山晚期先民开始退出平原地区。夏商时期,先民也从清徐—文水一带低台地上退出。约距今3,ka之后,随着灵石隆起段汾河干流的下切,太原盆地边缘地带及中部平原区河流均有不同程度的下切,人类聚落才又开始向平原地区扩展。全新世太原盆地的地貌演化是影响古人类聚落分布的主要因素。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时空格局变化研究

史前聚落时空格局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演化特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本研究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Kernel)相结合的GIS点模式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华夏文明起源核心区域——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聚落分布时空格局和密度集聚程度的变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裴李岗时期到龙山时期聚落分布趋于分散,从龙山时期到夏商时期,聚落分布趋于集中;从裴李岗时期到仰韶时期聚落空间分布由西北-东南格局向东北-西南方向转变。龙山时期聚落空间分布沿袭了仰韶时期东北-西南格局特征,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又转变近东-西方向。2)环嵩山地区聚落遗址点空间分布核密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聚落遗址点分布的密集地带在空间上明显出现转移,裴李岗时期最密集地带在新密市;仰韶时期,聚落分布密度比裴李岗时期大大增加,形成偃师、荥阳、郑州3个典型的中心;龙山时期,聚落密度相对仰韶时期稍微降低,保留了两个聚落密度集聚中心,即偃师地区与郑州地区;夏商时期核密度在4个时期中是最大的,聚落密度集聚中心与龙山时期大致相同。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时空格局变化研究表明早期聚落形态及其演化过程是人类在一定环境基础上依据自身文化特征选择和适应的结果。     

Wheat as food, wheat as industrial substance; comparative geographi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mobility

Wheat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rop, supplies 19% of human calories, and is the largest volume crop traded internationally. Its uniquely malleable physical properties make it a valued industrial substance, albeit often an invisible one, as well as a food. This combination of transformation, invisibility and mobility demands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wheat geographies. In this paper we document and analyse several ‘moments’ in the life of Australian wheat; at the supermarket, in the lives of coeliac sufferers, in laboratories, industrial factories and on the farm. We illustrate divers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with wheat. The major plane of differentiation is between wheat as food and wheat as industrial substance. The explicit connection of food to the human body tends to fix the identity of wheat, whether as healthy staple of the nation, or harmful poison to coeliacs who must negotiate its presence us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of food labelling. This is no small task given the ubiquity of wheat; our survey of 10,235 supermarket items found it in 29.5% of labelled food items. In contrast, when wheat is physically and chemically disassembled to become an industrial substance, its presence and identity become mutable, hidden and often invi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