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及“胡焕庸线”思想应用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典型的人口稀疏区之一,但内部人口地域分异明显。通过构建青藏高原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集,系统核算青藏高原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密度,从经度、纬度、极向和垂直4个维度解析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并基于“胡焕庸线”思想,提出青藏高原的“祁吉线”人口地理划分方案。结论包括：① 青藏高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南密、西北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距离“寒旱核心区”近疏远密的极向地域分异明显;②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与海拔、土壤、水资源、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本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自然因素间交互作用加强了人口地域分异;③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可以通过连接祁连县与吉隆县的“祁吉线”体现,两侧地域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例达到93∶7的悬殊;④ “祁吉线”长期稳定,但是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降,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未来时期,东南半壁依然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及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而西北半壁应当重视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压力的矛盾。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理解地理“耦合”实现地理“集成”

“耦合”作为物理学的经典概念,为许多学科提供了一套阐述多主体相互作用的思路和方法。“集成”不是来自特定学科,但因其高度的概括能力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地球科学是应用这两个概念最多的学科之一。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使用耦合概念时,不同地理分支具有不同的理解,为此,地理学者有必要明确界定不同学科、不同情景下耦合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探索陆地表层格局、过程和机制。首先,从地理要素耦合、地理空间耦合、地理界面耦合、地理空间尺度耦合、地理关系耦合、地理耦合解译六个方面,对地理耦合的内涵进行全面解析和界定,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实践案例。其次,从地理学的视角认识理解集成,并以“黑河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的地理实践为例,介绍实现地理集成的基本路径。最后,提出理解地理“耦合”与实现地理“集成”之间的联系。     

中国“胡焕庸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空间格局的系统动力学模拟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特征的真实写照,科学地刻画了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特征。定量模拟该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的空间格局可以为国家实现能源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论文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2014年),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 SD)与灰色模型构建了胡焕庸线能源消耗空间格局预测模型(HLECSM-SD);再以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构建50 km×50 km空间格网,模拟2020年并预测2021—2025年“胡焕庸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的空间格局,设置3种情景方案分析中国能源消耗情况。结果表明：① HLECSM-SD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② 全国能源消耗总量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③ 该线两侧的能源消耗量增长率曲线变化趋势一致,且东侧的增长率低于西侧。④ 在胡焕庸线东侧,煤炭消耗量具有“北部多、南部少”的空间特征,这与中国煤炭资源蕴涵量的空间格局一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耗量具有“东部多、中部少”的空间特征,这是由各省区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的。⑤ 在情景设置中,不同影响因子对能源消耗量影响程度不同。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原型分析：概念、方法和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挑战是知识的积累和转移。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的情景依赖使得很难得出有关有效治理的一般结论;另一方面,通用的制度设计又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无法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比较分析现实中成功或失败的治理案例,为寻找“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之道提供了可能。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中,原型揭示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反复出现的规律(pattern),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文厘清了原型的概念与特征,阐述了原型分析的意义,梳理并评述了原型分析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领域的进展。研究发现：① 原型分析在一个中间抽象层次上探索解释某个现象的重复模式,可视为案例中的“积木”;② 应将原型分析作为一种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来理解,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框架或理论;③ 原型分析能促进案例研究知识的积累与转移、“兼容”多种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中实现一定程度的预测性;④ 原型分析基于“类型—子类型”的多层次分析,有助于找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强”因果关系;⑤ 原型不仅是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起点,对原型的测试、修正、完善和可信度检验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基于“水—能—碳”关联的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

揭示城市水系统与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机理,对于推动城市水能节约和水系统低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水系统“水—能—碳”关联机理,并构建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核算体系,采用2008—2017年的统计数据和调查问卷等资料,对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其“水—能—碳”关联特征,并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结果显示：① 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涉及取水、给水、用水、排水及污水处理等不同环节。其中,用水系统是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表明由城市扩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用水需求增加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②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的碳排放构成及其强度具有较大差异。其中,用水和取水系统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增长态势明显,而给水与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则相对稳定。取水和用水系统的能耗增加,特别是由城市远距离供水和污水回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应引起关注;③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水—能—碳”关联特征的差异主要受城市水消耗量的变化、水处理方式和工艺、居民用水行为习惯和节水意识、自然条件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④ 未来应重点从城市工业和生活节水、水处理工艺改进、水系统能效提升等方面入手,降低水系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移民战略——基于深圳-驻马店的调查研究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沿海大都市和内陆地方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中人口流动是重要动因。因此,如何吸引人口回流,留住本地人才,是内陆地方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以驻马店为案例地,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探讨了在深圳市的驻马店籍人口的回流意愿,以及当前驻马店的人口回流状况,并重点对回流创业者与回流购房者的回流动因、地域选择、就业动向及预期等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以驻马店为代表的地方城市已出现了以U-turn 与I-turn 为主的人口回流现象,且回流人口大都从事或打算从事与之前就业行业相关的创业活动。已发现有两种主动回流类型,即创业回流和购房回流。其中,购房回流也可看作是创业回流的前奏,二者可理解为同一回流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做出积极的政策引导,回流人口及其带动的返乡经济可望成为地方城市摆脱发展困境的一个新战略。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及基于空间嵌入的研究框架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Canberra's overspill into New South Wales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as adjacent to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have attracted Canberra migrants as new residents since the mid 1960s, but migration since 1980 is described as a ‘spillover’ across a border to serviced land in Queanbeyan, Yass and rural villag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anberra's expanding dormitory zone are identified, with attention drawn to the need for coordinated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t subregional level.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乡村转型发展的快速转型阶段,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趋势。科学认知国内外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城乡人口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城乡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视角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迁出与回流、逆城市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最后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了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     

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② 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③ 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