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的影响

科学评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系统影响,调控其负效应,提升经济系统韧性,是国家重要战略需求。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得以有效遏制,而外源性输入与局部风险仍存,系统辨识其影响路径与作用强度,对经济系统恢复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改进的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测度了中国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区的经济与产业影响,模拟了生产资料供给和产品需求变化下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及受损程度。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层面,2020年中国GDP相比常态损失约0.4%~0.8%,导致短期消费平均下降约2%,就业平均下降约0.7%,而物价平均上涨约0.9%。产业经济层面,疫情对消费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冲击最大,如服务业产值相比常态下降6.3%。从疫情对产业经济系统的影响分区来看,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的省份是风险一级区湖北省,呈现出以湖北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蔓延格局,而不同地区受损的主要产业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复工复产和积极财政政策两类疫情应对情景下区域经济系统的恢复强度模拟结果显示,相较于有序复工复产,增加财政刺激政策对GDP的提升率高了0.3%,但物价水平上涨约1.8%,而复工复产举措拉动产业恢复的辐射空间范围更广。     

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旅游业的冲击表征及影响机理研究

为了科学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行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正确看待疫情之下旅游业的“危”与“机”及疫后修复,为稳定旅游行业信心、制定政策措施、推进有序复工、推动河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依据,基于PSR理论模型,运用问卷调查、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疫情对河南省旅游业的影响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疫情带来“流断”压力,消费市场急剧萎缩,旅游产业链暂时停摆,旅游企业损失较重,面临严峻考验;旅游业界积极响应,企业自救、行业互助、政府兜底成为应对疫情的破局之道;疫情压力作用于旅游消费和供给状态,在自组织与他组织耦合作用下实现系统响应优化;“后新冠”时期,旅游发展将回归健康本质,人们出游逐步慢热,旅游业恢复将是一个     

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饭店业,但不同城市旅游业、饭店业应对和适应扰动的能力不同,即韧性存在差异。以中国41个旅游城市的星级饭店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累积损失的韧性评估模型,运用SARIMA、随机森林等方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2020年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中国疫情防控成效逐渐趋好的态势下,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不断增强,但韧性演变存在差异。②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交通廊道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③影响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客房平均出租率增长率、餐饮与客房收入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它们对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作用。对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增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从悲观、中观和乐观三种情景预测了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根据各地疫情严重程度分别用不同情景利用历史数据预测了各省2020年经济数据,随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了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悲观情景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仍能实现1.90％的增长,完全有能...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全域旅游背景下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

以全域旅游为研究视角，借助对比分析确定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间协调性在中国的地位，运用障碍度诊断法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全域旅游省域间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水平差异显著，由东部沿海向中部、西北部梯度递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略低，生态环境系统略高，系统间协调性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旅游业系统和经济系统对协调发展的障碍度较大，生态环境系统最小，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A级景区数量是阻碍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结构-能动性”框架下短期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与影响机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对东莞企业的访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这为研究中小企业经济韧性重塑提供了契机。结构和能动性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两种因素,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结构因素的作用,对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危机中的能动性则关注较少。通过对东莞市43家中小制造企业的访谈,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动主体的响应与行动,运用能动性视角对较短时期内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并构建“结构-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影响经济韧性重塑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经济韧性并不是经济主体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其形成过程从冲击发生开始先后经历认知―适应―重塑3个阶段;重塑经济韧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得到发挥,也受到产业经济、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基于揭示能动性因素在塑造短期经济韧性关键作用,总结出3个方面的理论启示：注重短期适应与长期变革的转换;强调能动性对结构因素的塑造;关注能动主体与外部联系的耦合。     

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

采用近20年来中国各省（市、区）的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及消费额数据，计算出其各年的重心坐标，定量表示出中国近20年来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消费重心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人口、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要素动态演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表现为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GDP、工业、第三产业和消费额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与中国几何中心比较，区域差异在总体上是扩大了；与人口重心相比较，东西方向呈不平衡态势发展，南北方向则开始趋于平衡；而农业重心则表现为无规律性变化。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经济发展的模拟仿真分析

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多情景设置模拟COVID-19疫情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不同政策干预效果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① 分行业来看,COVID-19疫情对交通运输业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出行管制,需求锐减和相关限制措施导致行业在短期内增长乏力;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需求不会随着疫情管控措施解除而立刻增加,行业复苏有一定的时滞;受其他行业复苏延迟影响,金融业发展的低迷时期会更长;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加速了工业和建筑业发展,有利于增强其对保持经济稳定的贡献。② 从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短期内使得北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管制措施出台和需求萎缩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然而,随着疫情蔓延得到有效遏制和复工复产步伐加快,COVID-19疫情对北京经济发展的不利冲击会大幅降低。③ 从政策干预效果来看,解除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限制所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幅度大于财政对相关产业的补贴;而2种政策组合干预会进一步降低因COVID-19疫情暴发而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经济出现滑坡。模拟结果符合北京市2020年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验证了模拟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地理本性进化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从克鲁格曼的地理本性论出发认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基础。本文通过收集2000-2012年的世界主要21个国家（地区）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增加值,运用区位商模型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金融业与制造业发展集中度,同时对各国资源输出情况进行对比,最后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发现：全球一体化使世界典型国家（地区）类型趋于明显,呈现新的“三个世界”特征：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属金融业主导国家（地区）;泰国、中国大陆、韩国、德国、日本、越南和中国台湾属制造业主导国家（地区）;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属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印度和法国目前在多领域均得到发展,属过渡型国家。这种地理本性决定的经济分工分类,是各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基础,将影响他们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立场。     

利用外资与发展国际产业联系——山东半岛韩国投资企业典型调查分析

基于对山东半岛韩国投资企业进行典型企业访问调查的数据和认识,力图从企业角度认识我国外资和发展国际产业联系之间的关系,了解和分析韩国投资者的具体投资动机及其对当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深入认识我国山东半岛地区和韩国之间资金流动以及经济技术联系的主要机制和动态格局。通过对韩国投资企业产业联系基本特征的解剖分析,论证韩国投资对我国发展国际产业联系,推动我国地方经济参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加强中     

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会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需要知道的是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中,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研究组设计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影响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影响结果,再以之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分析结论是: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地理学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分析国家认同。未来需要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

从基于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企业组织联系为城市网络基础的认识出发,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建立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与指标。以中韩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结果表明:跨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络基本要素分布呈现区位倾向性,集聚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城市对和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结点城市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如北京和上海显示综合性,青岛和天津显示专门性等;受企业母子相互关系影响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进而结点城市中形成源结点和受结点之分。     

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运与全球能源安全

2018年6月美国针对伊朗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石油禁运政策,要求所有国家于11月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否则相关国家和企业都将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并无意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当前,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等世界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已经做出回应,除中国明确拒绝美国的单边制裁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外,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都大量削减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生产国也承诺通过石油增产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势必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改变全球石油政治格局以及相关利益方的石油权益。这些方面会涉及到全球油价的波动、不同国家的石油安全与应对政策、世界能源贸易稳定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等。长期关注能源地缘政治的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观点,专家们认为美国此举是战略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对将会引起世界石油短缺及油价波动,甚至可能导致OPEC减产协议崩溃,改变世界主要进口国的进口规模以及来源结构,但对世界石油市场的长期影响有限。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3条生存路径,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伊朗或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此举目前可能性不大。伊朗石油禁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伊朗保持正常的石油贸易是双赢的选择,但需要谨慎对待由此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的风险,提升能源安全应对的措施。期待各方观点对伊朗石油禁运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的解析,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借鉴。     

韩国南极国家行动:动因、举措及策略

南极地区位于地球的最南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一方面推迟了人类对其争夺和改造,另一方面也积累和形成了特殊的资源储量和战略价值。在物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南极作为尚待开发的新边疆,其战略意义日渐突显。韩国在南极有着广泛而特殊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改变后发参与的不利局面,韩国在南极科研、政治、经济等领域采取了诸多积极举措,并且形成了一套灵活务实的策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韩国未来将制定正式的南极政策文件,在原有实践基础上加大参与力度,并充分发挥企业的支援作用,实现国内优势向国家能力的转换,从而更好地推进其南极战略。     

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研究进展：经济地理学的探索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