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常住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是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就业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探索常住人口内部分层现象及其成因,进一步分析人口政策,有助于消弭差异,实现社会融合,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全面发展,构筑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区,构建外来人口集中度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和Logistic 模型,分析厦门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在厦门市域范围内接近随机分布,具有经济导向性,并与第二产业规模显著相关。在城市核心区显示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与地价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Logistic 模型验证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职务,房屋产权,居住面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以住房资源分化引起的居住分层最为严重,并影响了外来人口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这种分层会阻滞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应以政策为导向,提高外来人口的居住效用,将外来人口的政策融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深圳市轨道交通与休闲设施布局的空间协同评估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组织公共生活的重要手段。在追求线网效率与形态等技术目标的基础上，轨道交通线网布局也越发有必要引入协同性、公平性等理念，寻求轨道交通与城市其他系统在空间上的协同发展，促进公共服务设施依托轨道交通实现公平共享。文章以深圳为案例，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建构了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模型；按照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二期（至2011年）、三期第一阶段（至2016年）及三期第二阶段（至2020年）来划分，使用空间可视化、洛伦兹曲线等方法，评估了上述3个不同时段下轨道交通网络与休闲服务设施的耦合关系，比较了轨道交通网络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服务人口和空间覆盖面等层面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提升了城市核心区域休闲设施的轨道交通可达性，外围地区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则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过程。轨道交通建设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及人口效应，深圳轨道交通可达性前50%的社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5%并覆盖全市总人口的40%。研究认为，深圳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布局应更注重与休闲设施及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匹配，重点关注新兴人口增长的区域以及休闲设施资源充裕的区域，促进轨道交通与休闲服务设施协同布局。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浅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周边居民归属感的影响——以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我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举措,由于其多处于市郊,因而使原本均质的农业地域迅速转变为异质的城市地域,从而导致周边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同时也削弱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归属感,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潜在的挑战。本文主要以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案例,重点通过对居民空间行为和空间感知的实地调研,综合分析和判断开发区周边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状况。研究表明,无论本地城市人口、乡村人口或外来流动人口的总体归属感都不强,居民与社区以及居民之间的联系都相对薄弱,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潜在的挑战,理应受到足够重视。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认知、认同与溢出：广州老年学习型空间的情感地理研究

老年学习型空间作为集合体呈现了老年人在空间的日常生活、舞台展演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以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作为主要研究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参与老年人课堂内外的学习与社会交往生活,以情感地理视角将老年学员的空间感知解构为认知、认同和溢出三个情感阶段。研究认为,学习场所不仅是实质性的空间,更是围绕“社区”“情感”产生特殊社会联系与归属感的空间。老年人通过学习场所积极的空间投射重新自我定义,“参与学习”的环境氛围触发老年人充满活力、年轻的积极情绪,空间的社会网络同样为老年人提供亲密感、归属感的情感支持,积极的地方认同与社区意识成为稳定手段作用于空间建构,产生抵抗消极老龄化的良性溢出效应。本文为情感地理研究视野下解构学习型空间提供了现实案例支撑,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活跃的行为主体,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提供经验建议。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19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机制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出现的“城中村”、大学城、“华南板块”等若干“新社会空间”类型,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市场力量的强大与投机成为该时期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抽象模式。     

转型期北京社区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的影响机理：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17年北京市36个小区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基于POI数据测量小区尺度上步行道、公园、交通站点、商业设施、学校5类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可达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公共空间对本地居民、外来移民邻里交往的不同影响作用和机理。研究发现,在城市转型与居住分异的背景下：典型公共空间（步行道、公园）在促进邻里交往的作用上不如交通站点、商业设施等准公共空间设施;相较于外来移民,本地居民的邻里交往水平更容易受到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广州市的调研数据

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范式下,基于中国农民工流入地典型代表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特征,并实证检验休闲涉入、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广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倾向较为强烈;2）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学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作用突出。其中,学历高中或中专以上、月收入在2 001~4 000元、来穗工作年限超过1 a、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广州农民工,其留城意愿最为强烈;3）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地方依恋在其中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果。且经过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介入后,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效果显著弱化,间接效果相对显著增强。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居住意愿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摘 要：以广州3个大型保障房社区为例,对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对当前保障房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广州保障房社区呈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贫困比例高、家庭规模大等问题,总体上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居住意愿较高。在影响因素上,研究发现,保障房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对社区居住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且社区交往、社区环境和住房质量等亦具有正向效应,而居住时间则具有负效应。随着中国保障房建设的加速,提高保障房社区的居住满意度,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与发展,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社区分异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20个典型社区为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绿色空间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并剖析绿色空间对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低档社区的为782.99 MET-min/w，中档社区的为871.70 MET-min/w，高档社区的为1 227.91 MET-min/w；2）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的绿色空间因素有所不同，低档社区、中档社区和高档社区的显著因子分别为“到最近公园广场距离”“邻里绿化覆盖率”和“健身活动设施数量”；3）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社区差异，低档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主要受到成本作用的约束，中档社区居民主要受绿化环境作用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主要受机会作用影响。     

居民城市公共安全感知与社区环境——基于北京大规模调查问卷的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在防疫减灾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北京2019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个体属性及社区环境指标对公共安全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安全感知的差异主要来自个体属性的不同,老年人及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群体,以及低收入、低学历、待业人群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安全感的社区差异显著,人口稠密、公交线路密集的社区居民安全感较低,道路交叉口较多的社区安全感较高;社区离Ⅰ型应急避难设施和医院的距离越近,居民安全感越高,但中小型设施影响不显著;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安全感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但租户很难从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中获益。据此本文提出了建设安全韧性社区的若干建议。     

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融入 ——以浙江金华市区为例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流动量与关注度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结构——以广州、深圳为例

在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网络经历着剧烈的重构,广州和深圳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明晰其在网络中的发展定位与动态联系,对于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现有城市网络研究较缺乏对多尺度差异与实虚映射关系的关注,因此论文基于微博数据,从流动量、关注度出发,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探究了广深在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全球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与联系特征。结果表明：① 多尺度网络下,广深不同的联系导向塑造了差异化的要素组织能力,广州辐射范围较广、联系相对均衡,深圳联系相对集中、与香港联系尤为紧密;② 实虚网络之间,广深的对外联系存在协同补充、路径依赖效应,且在各尺度下具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多重效应的叠加交融推动着区域联系趋向柔性化;③ 基于上述网络格局,广深应立足于不同的联系模式与发展实际,分别发挥区域交通枢纽及创新制度高地的优势,引领打造有序高效的区域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