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多维邻近性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 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 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 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域模式

基于对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新理解,依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视角对现有维度进行二分类,构建包括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空间自相关和泰尔指数,探讨省域尺度上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在组间差距的作用下,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发展程度均表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2)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明显的集聚中心,但三者间的集聚呈梯度下降态势,区域粘滞水平是主导机制;(3)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首位特征和长尾特征;(4)可划     

中国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青年流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重要动力,其流向选择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流向视角分析了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空间特征,采用嵌套logit模型解析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与个体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1)青年流动人口倾向于向更高等级与规模的城市流动,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与Ⅱ型大城市为主要流出地,流入城市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差异化非均衡空间格局;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选择。(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舒适性、与流出地的邻近性以及与青年群体当下发展密切相关的包容性要素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显著;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作用;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决策机制是基于个体自身特征,结合对选择城市的期望、收益与成本所做出的综合性空间决策。研究结果拓展了对青年群体流动规律的认识,可为合理引导青年人口流动和优化面向青年群体的人口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城市规模体系结构,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集疏表现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借鉴城市位序规模理论,提出城市流动人口服从类似规律的假设,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服从的数学规律,进行斜率等关键参数的测算和无标度区的识别,并根据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与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耦合关系,将城市划分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相对滞后型、绝对滞后型等4种类型。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的特征显著,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2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绝对滞后型,其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3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提升潜力与空间极大。4城市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引力上差异、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域认识和定居意愿等均是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

以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为实证案例,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长时间跨度视角下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的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古代港口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功能,码头毗邻地区往往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商贸区;港口通过毗邻城市功能区的发育,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以及政治军事的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驱动港—城空间关系不断发展演化;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归纳的理论模式。     

20 世纪美国城市体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在规模不等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将如何分布？这是制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基础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城市体系成熟,100 年前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现在相当。研究20 世纪美国城市体系的演化特征,对中国会有所启发。采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了美国城市系统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在20 世纪前70 年美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中小城市,城市体系向非均衡化方向发展;20 世纪后30 年,美国城市化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后期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中期阶段的中国(1985-2000 年),小城市人口增长较快,城市体系趋于均衡。研究认为：未来我国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有较大潜力。     

中国城市群人口流动问题探析——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镇化下着重以人为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以沿海城市群为代表的三大核心城市群正在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新模式。对沿海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吸纳与流动过程的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聚集的核心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紧密且人口空间结构的集中化特征明显;② 城市群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吸纳能力与城市群级别成正比;③ 在城市群区内人口流动结构的固定化方面,东部沿海城市是流动人口的首选区域,由西部向东部人口流入的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流动将相对固定化,成为城镇人口的主要来源。这就需加强对城市群区内各大城市发展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加强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分析城市群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城镇人口的合理安排,劳动力的地域分工与城市之间产业链的协作关系,以期达到更深刻的探索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育趋势的远大目标。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而永久定居意愿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内在驱动力。论文从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出发,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有着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永久定居意愿流形成以上海市、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主,内陆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辅的多极格局;随着永久定居意愿的增强,对城市的选择愈发聚焦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② 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级市与流出地级市间的工资与失业率的差距显著影响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女性、年长、受教育程度高、短距离迁移、停驻时间长以及举家迁移等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永久定居意愿;流入城市的住房开始取代就业成为定居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变量。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

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实现“人的城镇化”,摸清流动人口的特征与格局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2015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收支情况等流动特征,以及流动人口的“源”(来源地)、“汇”(流入地)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呈现出受教育水平偏低,户口类型以农业为主,并以跨省流动为主等特征;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收入水平以低、中收入为主,恩格尔系数高于常住人口平均水平,行业分布多样化,但以中低端商业服务业为绝对主体,其中从事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以及住宿餐饮业所占比合计达70.7%。从流动人口的“源”、“汇”格局来看,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占总流动人口的70.75%;京津两市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分别占京津冀城市群的37.76%和29.11%。建议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完善和职业培训教育,提升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提高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吉林省新型城市化的响应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我国21世纪重要的区域开发战略,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吉林省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之路,从而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宏观背景下,客观分析了吉林省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吉林省新型城市化未来发展重点是加强长吉大都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完善城镇体系,构建“一群三组团”的城市体系格局,形成职能分工明确、功能协调,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的城市群体。     

1985―2010年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时空变化

基于1985―2010年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1985、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个时间节点沿海城市人口密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0年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70%,平均人口密度在640人/km2左右。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南通市以北地区大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小于南通市以南的沿海城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国家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等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迁入已成为影响人口密度时空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为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议加强引导沿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注重提高环境的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集疏格局与市民化路径

系统回顾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变动与集疏格局,包括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基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属性差异的省际流动人口模式以及基于城市规模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采用趋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预测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趋势,由此提出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径与建议如下：①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重塑着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应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市民化;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省内流动人口的就近市民化;③ 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格局及关系类型

城市化与就业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充分认识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指导中国城市化与就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中国城市人口与就业统计口径变更的基础上,选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莫兰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尺度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2000-2010 年间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绝对增长均表现为大城市主导,相对增长则表现出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的趋势;② 莫兰指数揭示出中国2000-2010 年间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化趋势,且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类似;③ 通过对地理加权模型回归系数划分得到各区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系类型,全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滞后区域主要有青海、甘肃中东部及四川盆地中部,重庆、新疆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超前。据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