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黄河流域9省区44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5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和交互作用探测影响因素与因子间的耦合互馈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非遗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在区域分布上,中游非遗最多,下游非遗最少;在省域分布上,山西非遗最多,四川非遗最少;在县域分布上,菏泽市牡丹区非遗最多。（2）黄河流域非遗的最邻近指数为0.78,且置信度为99%,在空间分布上呈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3）核密度呈集聚分布态势,形成“多核四带”的空间分布格局。（4）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比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文化因素的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子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强,经济因素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因子较强,社会因素的交通和民族因子较弱,自然地理因素的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因子的影响力整体最弱,因子间交互作用探测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解释力更强。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旅游开发对提高区域非遗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ArcGIS分析京津冀区域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国家5 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非遗整体呈集聚性分布,但区域差异明显,并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向外围区县扩散减少的分布格局;2)各类型非遗在结构及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差异,结构上以传统技艺类非遗为主体,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类等为支撑,空间分布上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类非遗资源差异最大;3)距所属城市中心越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缓冲区内的非遗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最后从明确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重点类型、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非遗文化特质和旅游差异性、借势国家级旅游品牌四方面对京津冀区域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空间数据,集成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数据,采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结果表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喀什、伊犁、塔城、巴州和乌鲁木齐等地（市、州）;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类型非遗的集聚程度也有差异,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旅游活化机制研究

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与文献史料,系统分析了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现状、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索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借助SPSS软件探析了非遗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归纳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结果表明：（1） 新疆非遗资源类型结构、数量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态势良好,且活化模式逐渐多元化。（2） 国家级非遗与自治区级非遗在省域空间层面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面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特征,呈现出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3） 不同地区的非遗资源丰裕度对旅游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遗资源密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而非遗资源稀缺地区的旅游发展相对缓慢。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机制,以旅游为载体对文化遗产进行活化,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从历时发展、空间关系、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了解其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非遗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此进行影响因素的探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非遗的聚集中心;② 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致性与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 中国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④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和战乱灾害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重视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特质、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等启示。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利用

应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市域和县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利用设想,这将可能为非遗旅游景点(区)开发利用提供空间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辽宁省非遗旅游资源级别结构以省级非遗为主,类型结构以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为主;(2)非遗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状态。共形成以沈阳市区为中心的1个极核区、阜新、锦州、辽阳、鞍山、大连和丹东6市境内的5个高度密集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县境内的4个次级密集区;(3)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高度集中,其他类型分布较为均衡。沈阳、大连、锦州和鞍山4市在数量和平均密度2个方面都在均值以上;(4)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沈阳市属于非遗旅游资源密集区,大连、鞍山、朝阳、锦州和本溪5市属于较密集区;(5)依据分析结果提出非遗旅游资源分区利用可行模式,各区可利用资源优势实行主体模式和辅助模式并存。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传统无形文化传承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山西15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位置信息和DEM、气象、河流、人口、经济、古道等基础数据,以ArcGIS 10.3地形分析、缓冲区分析、时间成本距离等获取山西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多维属性,并提取非遗点地理信息,采用非遗密度、区位商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非遗分布对地理环境响应的差异。研究结论：① 自然地理环境对非遗分布起基础作用。非遗偏好低中海拔、坡度<5°、平原盆地台地、临河、10℃以上积温≥ 3000 ℃、年均降水量≥ 500 mm地区。② 在人文地理环境中,非遗对交通环境的响应最高。非遗集中分布在县级行政中心2 h、市级行政中心4 h公路通行圈。县/区人口越多,非遗越多;五成多非遗位于乡村。在人口超过50万的区县,非遗主要集聚于建成区;在人口小于20万的区县,大部分非遗则分散在乡村。非遗分布与地区经济相关性不明显,非遗高度集聚区位于古代高级政、商中心。③ 非遗对地理环境的响应具有要素综合性、尺度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类别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我国3 54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新增项目与扩展项目)进行多类别空间分异研究,并运用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探寻非遗项目的多类别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我国五大类别非遗项目具有分布广泛且省域分异显著的特征,数量占比排序为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艺类>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2)非遗项目总体与表演艺术类呈“双核多中心”,传统手工艺类呈“双核弱中心”,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以及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类呈“多核多中心”,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呈“单核多分散”空间分布态势;(3)我国非遗项目总体呈集聚分布状态,表演艺术类、传统手工艺类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强于其他三大类别,非遗项目总体与各类别项目具有鲜明的东—西向分布特点,且空间重心均处于中国几何中心东南部;(4)经济发展水平、非遗传承情况、旅游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地貌形态、河流水文、气温热量、大气降水等均是非遗项目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但其解释力各有差异。     

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的分析

以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非遗旅游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型,省域尺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2)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集聚性与异质性显著,存在2个极高密度区、3个次高密度区和4个小聚集区,整体呈现出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聚集的空间格局。(3)非遗旅游项目的空间格局受旅游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从交互作用来看,在二者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共同作用下会对非遗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非遗旅游发展尚处于以资源为基础、政府推动为主的阶段。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1)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2)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3)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4)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项非遗项目进行空间分析,并首次从历史视角将人类迁徙、古丝绸之路纳入到非遗空间成因中。结果显示:(1)新疆非遗整体为凝聚型,中原文化传入为主体的传统戏剧、曲艺零星分布个别区域,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均匀分布,形成多个高密度区;其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彼此空间近邻,互相依存,相伴而生;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带,古陆路丝绸之路主要驿站成为传统技艺、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大多分布的高密度区域。(2)新疆非遗空间不仅与地貌、河流分布有关,同时古丝绸之路、人类迁徙对非遗的扩散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多面性。研究结果对非遗开发,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国家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江苏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方法将非遗的时空分布可视化,并探讨其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江苏非遗在时间上呈“迂回向南”发展轨迹,其数量和类型在不同阶段具有明显差异;在空间上呈聚集性分布,分别在苏州、扬州、南京、常州、镇江和南通形成6个高密度核心;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得知河流水系、政策导向、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非遗的时空分布有较大影响。由此得出重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非遗纳入文化生态系统内整体性保护、正视非遗与经济合理互动等启示。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驱动机理

运用核密度分析、GWR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量化模型,探究168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长江、黄河为中心,呈“一核多片区-双廊道”空间分布格局。(2)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的地类型结构呈局部聚集和非均衡态势,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冀、中原和成渝等城市群,以核心景区带动型、历史文化遗产型所占比例为最高和最低。(3)旅游吸引物、服务与设施、经济与政策、自然地理基础、市场与交通区位等因素协同作用构成其空间分布的驱动机理,各因素存在局部促进或抑制效用。(4)各类型示范区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各异,因子两两交互显著提升其空间解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和双因子增强效应,资源向心力、市场牵引力、经济推动力、交通通达力、服务集成力和环境舒适度构建其空间分布的动力六维模型。     

江苏省水利风景区空间结构分析

以江苏省43处省级水利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及紧密度等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江苏省水利风景区的分布类型、均衡性、紧密度等空间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43处省级水利风景区到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通达度。结果表明:(1)省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2)43处省级水利风景区较为集中地分布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3)景区间的紧密度指数值中等(0.53),可避免较为激烈的空间竞争;(4)景区的通达度平均值较高(2.70 h),空间可进入性较好,其中25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通达度高于18处省级水利风景区。本研究对江苏省水利风景区的科学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与优化

为了充分利用、整合湖北旅游资源,运用图表法、空间计量分析法研究了湖北省125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与资源、行政区、交通、水系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湖北省旅游景区趋于集聚型分布,以武汉市为中心呈现出一定的集聚规律;绝大多数旅游景区属于自然资源导向型;各地市(州、林区)景区的数量和等级组成、空间结构特征不同;旅游交通网不够完善;旅游景区有较明显的沿长江及其支流分布的趋势。进一步探讨了湖北省旅游景区空间布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案。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2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及各片区、各类型高质量景区均为凝聚型;(2)在空间分布数量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量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态势;(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距较大,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增的趋势;(4)在空间关联特征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基于深度学习的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模拟与预测 ——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为例

应用核密度、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及深度学习技术,分析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模拟预测出适宜高等级景区发展的新区域。结果表明:(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高级别景区呈集聚分布,集中程度高,均衡性差异悬殊,景区密度东南高、西北低。(2)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与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密切相关的因子,得出城市分布、交通状况、植被覆盖情况及地形起伏对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异有较强的影响力。(3)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景区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发现西南地区极适宜发展高级别景区,且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均具有地域的成熟性与发达性;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次之;西北地区较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