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经济圈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研究

利用分形理论中的聚集分维、分形结构因子和均衡度计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维数,并分析其分形结构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由于生态系统边缘效应和交通通信网络的发达而表现出内部空间结构的紧致性;随着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其城市空间亦趋于集聚和整合;环渤海经济圈则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集中于渤海湾地区而形成了差异较大的内外圈层,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最为松散．最后基于分形理论的测算与分析结果,提出了3个经济圈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建议．     

基于分形理论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研究--对比分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京圈

利用分形理论中的聚集分维和网格分维计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京圈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维数．并分析其分形结构特征。结果表明，东京圈呈现内部空间结构的紧致性；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亦趋于集聚和整合；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最为松散。据此提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要发展卫星城，构建广域交通体系．扩大城市容量，增强各二级中心集聚、辐射能力等改善措施。     

世博经济圈形成基础和机制研究

会展旅游全球性的迅速发展归因于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以及带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技术等无形利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对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分析了世博经济特征和效应.其次,探讨了世博经济圈的形成基础,认为世博经济圈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多层面(区域、城市和公司)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世博经济圈的形成必须拥有良好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最后对世博经济圈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区域合作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是世博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动力,经由制度创新、文化协调、区域管治,推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利益主体的融合实现区域共生;通过核心城市的进一步中心化和节点城市的专业化实现更加分散和互补的发展.     

环渤海港口城市体系发展与布局探讨

选取环渤海地区14座港口城市,从城市规模分布、城市经济发展外向性水平和城市空间结构3方面探讨环渤海港口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布局。选用1993—2003年年末城市总人口数据,应用位序—规模法则探讨环渤海港口城市的规模分布;采用外贸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出口依存度3个指标分析城市经济发展的外向性水平;测算城市体系中各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应用分形理论分析环渤海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结果显示:1)环渤海港口城市规模分布属于相对均衡型,接近位序—规模分布形式;2)在城市体系中,城市经济发展的外向性水平具有层次性,青岛、天津、大连3市相对突出;3)城市体系空间布局比较均衡。     

中国主要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研究

对国内外城市创新联系综述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一组测度指标,界定了城市外向创新联系规模,采用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主要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及格局。研究表明:中国主要城市创新联系格局基本为东强西弱,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联系格局显现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角,以北京、天津,以广州、深圳为2个底角的创新联系"金三角"。城市创新联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等级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与中国的许多城市有广泛的创新联系,具有全国创新影响力;南京、杭州、武汉、郑州、济南、青岛、大连、西安等成为地区性的城市创新联系节点,具有区域性的创新影响力。在创新联系较强的东部沿海主要的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城市间创新联系最强,但外向辐射力有限;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部创新联系较强,并与环渤海经济圈有较强的创新联系,环渤海经济圈内部北京、天津、唐山具有较强的创新联系,外向辐射以长江三角洲的城市为主。对中国创新联系格局规律的揭示,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创新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作用,并为规划与建立中国创新都市圈提供依据。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研究

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分维是反映空间结构优化与否的重要参量。基于分形理论,通过计算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体系的集聚维数和关联维数,探讨分析了该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特征,得出关中-天水经济区存在着核心城市不强、城市空间分布集聚不明显、城市体系等级缺失、城市之间关联较弱等制约经济区健康快速发展的因素。最后指出应进一步优化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空间结构以便为促进经济区发展以及西咸国际大都市建设发挥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

本文对我国1990、2000年间流动人口在东、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三个亚区的分布变化以及这一分布变化与上述各地区各相关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0年中流动人口东、中、西部分布变化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变化高度一致;而10年中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这三个亚区层面的分布变化则与经济发展要素变化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珠江三角洲及福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除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外,这可能与该区域地方社会人文等文化本底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制度及习俗有一定的相关性。     

河南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及其与水系分布的关系探讨

基于河南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多分形性质及其与水系的分维关系的实证探讨发现如下地理规律:①在较大标度范围内,河南省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为简单分形,但在较小标度范围内,系统已经具有明确的多重分形特征;②多分维谱在参数q≈-4处出现标度间断,从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发生对称破缺。③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维小于水系空间结构的分维。由此证明:第一,多分形是由单分形演化而来,城镇体系的多分形结构是基于地球表面的分形支体由测度集中区向测度疏散区渐近发育的。第二,城市体系的分形发育与水系的分维结构具有一定的数理关系,城市体系的分维理当小于水系维数。     

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核心城市上海的功能定位

加快形成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及充分发挥上海的核心功能，不仅对于加快长江三角液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对贯彻国家长江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分析形成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发展思路，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上海作为该地区的首位城市，应当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 要素市场培育，综合交通运输网构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服务建设等四方面发挥核心城市的;功能。     

基于分形理论的新疆干旱区绿洲城镇体系研究

城镇体系具有自分形性。运用分形理论,对新疆干旱区绿洲城镇体系等级规模与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验证了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和空间布局均符合分形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的分形结构在空间上是从核心城市向边缘地区扩散发育的分形结构;第二,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空间城镇分布情况只在局部空间存在分形,空间结构虚有框架但缺乏内部联动,整体结构不佳;第三,新疆绿洲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较为松散,首位度过高,人口金字塔呈"倒三角"结构,城镇体系发育不成熟,交通可达性对分形具有缓冲的效果;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近来主体功能区思想,对城镇体系结构优化提出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要素流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

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从要素流动的动态视角,建立要素流的数理模型,借助于ArcGIS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向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运用赋值法对3种要素流总量进行评分,并进行空间层级划分。得出核心区（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八市、环杭州湾地区等地市）和辐射影响区（位于长三角两翼的地市）。基于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特征和城市群的空间层级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即上海为核心,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和徐州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构成以沪宁合、沪杭、沪徐和沪温为4个发展轴的反“K”字型的空间形态,依据城市区位和要素联系特征,将城市群进一步划分为6个城市组团,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增长节点、以发展轴为联结线、以城市组团为发展域的“点―线―面”有序发展的空间互动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论文合作的长三角“青年千人”知识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2011-2017年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论文合著数据，借助UCINET与ArcGIS软件研究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影响及其特征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内部知识合作网络度中心性总体差异显著，呈现多核心趋势；长三角外部以香港、台湾和北京为主要集聚区；而与国外建立的知识合作网络则集中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及欧洲的英国等国家；此外，知识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并将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从邻近性、城市能级驱动、社会关系网络驱动等方面探讨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     

基于城市流空间的城市群变形结构识别——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在城市流的作用下发生剧烈的变形。基于长三角城市流的测度和关系矩阵构建,通过流要素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从“节点-联系-格局”3个方面识别流空间下城市群变形结构。研究表明：流空间下城市中心性层级特征变化明显,中间层级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局域范围内城市流网络仍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制约,但高等级城市流具有跨地理空间流动特征;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呈“异化”发展趋势,表现为中心城市的集聚组团以及边缘城市的分散偏离。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