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基于广州城市公园的实证研究

在广州市7个城市公园收集423份有效问卷,基于吸引力、中心性、自我表现、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等核心概念,构建老年人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关系的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公园地方依恋的影响关系路径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休闲涉入的吸引力维度对地方依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表现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认同,中心性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验证了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之间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并将该结论拓展到老年人群体和公园休闲情境中。此外,探讨城市公园中老年人休闲涉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以期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提高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建议。     

独立书店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研究

以广州1200bookshop为例,采用涉入量表和地方依恋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文本分析探讨独立书店文化消费者的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的关系。研究表明：（1）休闲涉入只有中心性对地方依恋的每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地方依赖的影响大于地方认同;（2）吸引力对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我表现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文化消费者对1200bookshop的地方依恋特征主要是功能性依赖和精神性认同。研究将“休闲涉入-地方依恋”模型迁移到城市日常休闲活动空间,验证并修正了该模型,拓展了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为独立书店的经营和发展模式提供实践支持。     

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分析

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宏观数据,系统探究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IV-Probit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呈倒“U”型,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是稳健的;(2)低房价有利于农民工安居乐业,对其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而房价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高房价则会增加农民工生活负担,并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就业机会,从而使得农民工留城意愿下降;(3)房价对不同技能、收入、流动范围和年龄代际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特征。     

居民城市公园游憩涉入与地方依恋——以江苏省常州市红梅公园为例

以常州红梅公园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游憩涉入的3个维度(吸引力、自我表现及中心性)与地方依恋的2个维度(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运用Mplus软件进行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运用Bootstrap法对地方依赖在游憩涉入与地方认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测。研究表明,居民在城市公园游憩活动中,游憩涉入各维度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只有自我表现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游憩涉入各维度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起着中介效应。     

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满意度与忠诚度间关系研究

选择能够反映观光旅游者心理特征的多样性偏好变量,引入已有的地方依恋、满意度和忠诚度关系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多样性偏好对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满意度与忠诚度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观光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对满意度、满意度对忠诚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观光旅游者地方认同对忠诚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而地方依赖对忠诚度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2)多样性偏好对观光旅游者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及观光旅游者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之间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观光旅游者的多样性偏好越强烈,其满意度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越弱,其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也越弱。     

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试点之一,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生态资本。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借助SPSS 22.0和AMOS 21.0对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相关性与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游客涉入中,"核心生活方式"和"风险性"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较低,验证结果不显著;(2)游客涉入中,"吸引力"和"自我表达"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较小,验证结果不显著。     

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对迁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认知能力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论文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非认知能力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联结即地方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路径,进而探究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3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地方依恋在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地方依恋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论文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范畴,可为促进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粤港澳大学生的美展感知及地方感影响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Beerli和Martin等编制的旅游体验及地方感研究量表,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粤港澳大学生游客的美展感知与地方感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感知及粤港澳地方感的产生受到5个变量维度的影响：认知形象、旅游涉入、社会联系、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② 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认知形象、旅游涉入和社会联系都对粤港澳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大学生游客对美展的旅游涉入、社会联系及粤港澳地方认同都对粤港澳地方依恋也具有显著影响,而认知形象对粤港澳地方依恋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未获支持;③ 粤港澳与非粤港澳两个大学生群体在旅游涉入与粤港澳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与粤港澳地方依恋的关系中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验证艺术旅游地在提升游客地方感中发挥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

基于“地方依恋”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SCI)模型”基本理论,通过构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通径分析、相关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苏州观前街历史街区型购物场所顾客地方依恋对购物满意度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购物抱怨及购物忠诚度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效应;②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满意度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购物抱怨的直接负向影响显著、通过顾客购物满意度对购物抱怨具有间接的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③地方依恋对顾客购物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及以购物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均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增进观前街与顾客之间人地情感联结关系,以提高顾客游憩及休闲购物满意度的主要途径。     

以环境知识为调节变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机理研究

为检验旅游者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对环境责任行为(遵守型和主动型)的直接效应、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及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模型检验工具,分析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收集的546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环境关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尤其是遵守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地方依恋在该路径(尤其是环境关心→主动型行为)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地方依恋与遵守型行为的关系均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据此,可通过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和地方依恋水平、根据其环境知识的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教育策略来有效促进其环境责任行为。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属性和网络结构双重视角下农民工流动规律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流动与宏观层面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关联性,属性与网络关系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这种关联性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114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198个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构建的网络数据,分别分析了属性因素和个体网络以及城市整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行业类型、打工年限、流出与流入地区域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求职帮助关系人类型、是否有公职人员等个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打工地选择、流动距离和工资收入影响显著。通过分析城市属性与整体网络出度入度、网络相关性、无标度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等因素,得出了农民工流动具有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城市,以远距离流动为代价追求高工资,选择务工城市具有扎堆趋势,聚集在发达城市并非必然获得高工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倾向于一步到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降低信息费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关建议。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China's informal settlements—villages inside urbanized areas—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s dirty, chaotic, and dangerous places. This negative discourse inevitably leads to recommendations for demolition. A number of criteria have been invoked in state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demolition of informal settlements; however, rarely are these places evaluated from the resident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llowing a long tradition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 Western nations, uses a household survey to examine this topic in the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We find that local contexts not only matter, but may be the principal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Th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village dwellers is not necessarily low, and most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Migrants and low-income groups are not less satisfied than nonmigrants or middle-range income earner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is social attach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perception of being excluded, or lacking neighborhood social attach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No facilities can compensate for this negative exclusion factor. We conclude that demolishing informal settlements does not help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is the purported goal of such programs. Removing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or migrant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is like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neighborhood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