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广佛同城化发展的热岛效应研究

在新常态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下,同城化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由此导致的热岛效应影响不断凸显。城市热岛效应的时空变化,是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和人们活动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以广佛同城区域为例,采用2000年和2010年珠三角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利用WRF(Weather & Research Forecasting Model)气象数值模式,分析广佛同城化加速发展带来的热岛效应强度变化。同时,应用连续变化的灯光数据提取2000-2010年间广佛的建成区变化,从个人口密度、户籍数及工业生产总值等角度出发,对广佛同城化区域热岛强度的湿度变化进行相关性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同城化过程中对热岛效应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表明,广佛交界处的荔湾、南海、白云、三水、番禺、顺德等地区的气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月平均相对湿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形成大范围的城市热岛和城市干岛。研究还发现,随着建成区面积的增加,热岛强度增强;人口增长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广佛同城化区域热岛强度的相关系数超过0.68。总体而言,广佛同城化发展带来人类活动的加强与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热岛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流动空间视角下的同城化地区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

同城化具有促进要素区域流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同城化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典型区域。本文利用流动空间的多要素流测度分析,探索定量化研判同城化地区发展进程的方法。综合同城化地区人流、信息流、经济流等要素流测度来评价同城化地区城市间联系紧密程度,在定量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的基础上分析同城化地区发展的空间格局、划分同城化地区发展阶段,进而聚类分析中国同城化地区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主要的结论包括：第一,中国同城化地区城市间的流动空间联系强度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南部与中部地区发展较为强势,地区间发展进程差异较大,但未呈现明显的东西、南北的空间分异;第二,基于流动空间视角,中国同城化地区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质量与数量上呈现“金字塔”型的分布;第三,同城化地区城市间的流动空间联系强度与地区总常住人口及地区生产总值呈现非相关性;第四,不同流动空间联系强度的同城化地区在基础设施、行政合作、公共服务、产业协作、市场发展等方面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差异。     

广佛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演变

基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人口密度模型等工具对1990―2010 年广佛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广佛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可以用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进行解释;同城化地区与总体规律相比,同城化进程对边界地区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这种提升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广州市没有主动向佛山发展的动力,而次一级的行政区域主体（佛山市）对融入广州市中心的发展则呈现较高的意愿。     

广佛大都市区的管治策略研究

国务院新颁布的<珠江三角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广佛同城化为示范,推动珠江三角洲一体化.广佛大都市一体化,近年来引起了两地政府、学界的高度关注.从大都市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广佛大都市管治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广佛大都市管治的策略,认为广佛大都市区的管治要形成共识的区域管治目标,选择适当的大都市管治模式.构建多元化的大都市管治主体,拓展管治内容,完善区域管治机制.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可达性视角下高铁对于长三角地区“融城化、同城化、一体化”的空间影响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1)“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2)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3)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     

我国区域发展空间重组与构建中原经济区

通过对我国发展空间变化的历程分析,探讨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空间的组织形式及其动力机制。认为,我国正经历着一轮新的产业发展空间重组过程,核心动力来自于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实施、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国土空间开发思路。中部地区将成为我国新一轮空间重组过程的中心区域,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中原经济区是其空间组织核心区域之一,目前虽有政策边缘地区之不利,但具有巨大的政策创新空间,其建设对我国发展空间组织优化及其相关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若干思考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作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全球尺度的生态安全,其恶劣而敏感脆弱的自然环境也长期制约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故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青藏高原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促进相关研究转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针对性、可操作、能落地的政策参考。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经历了缓慢上升阶段、加速上升阶段、波动下降阶段及当前的新发展阶段,从系统间相互作用、实践、对策及评价等方面对青藏高原区域整体及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丰富探究。但目前仍存在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视角不够全面和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的问题,亟需从交叉学科视角利用多元研究方法对多尺度区域进行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加深对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总结和探究不同功能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形成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主体功能区划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的地理学依据

"主体功能区"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区域开发模式,对于地理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地理学参与社会实践的重大突破.其次,它孕育着重大的理论内涵,是地理学整体性、差异性、区域性和综合性思维的重大发展.从"功能区"的理论视角入手,从区域功能的角度来辨识和构建区域是地理学传统区域观的重大发展,对于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主体功能区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概念的层面,必须与具体的机制和配套政策相结合才能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而生态补偿机制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学科基础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区域外部性、自然格局、区域结构、区域本底性质等地学基础要素是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影响因素和重要科学依据.     

广佛产业发展比较及互补开发研究

伴随南中国的区域合作,广佛联手构建广佛都市圈,建立强大的区域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广佛的产业合作是打造广佛都市圈的一个重要方面。文中在对广佛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佛产业互补开发的原则与对策。建议从广佛都市圈的角度,规划城市与产业;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及微观的整合机制;发展多种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实现两地产业互补开发、互动发展。     

南海渔港城镇发展的尺度重组与机制研究——以海南潭门镇为例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