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区域创新网络模式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网络范式的兴起赋予城市创新模式新的内涵,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流动和创新联系的关注。基于网络视角,以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分析工具,从本地和跨界多维空间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城市创新网络地位,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城市创新模式进行划分。研究表明：①研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知名的理工科院校具有较高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优先链接主体;②长三角城市群重视外部知识获取,跨界网络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途径,地理距离对创新合作空间载体选择的制约减弱;③创新网络位置影响知识获取和城市创新,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四类创新模式,密集的“本地—跨界”创新网络有助于城市创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省-地级市尺度均符合“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区域(城市)人口集聚,边缘地区(县)人口流失。(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流失的主要诱因。地级市收缩型主要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驱动,为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人口收缩;地级市局部收缩型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部要素分配不均导致内部局部收缩。     

跨界的城市增长——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源耗竭或紧缺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城市间合作共建工业区和开发区的新现象。因为在此类工业园区中也往往伴随着行政管理权力在合作城市之间的转移．所以这种城市合作的创新可以被视作跨界的城市增长。本研究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对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的跨界城市增长进行了研究．深入探讨了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地方媒体和农民四种参与者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和互动。研究在理论上证实了城市尺度以上增长联盟的存在．丰富了增长联盟理论、在对中国城市政治的研究上．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成的增长联盟已经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同时．农民结成的反增长联盟也在不断壮大,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征用、缺乏就业机会和不合理的拆迁安置造成的。江阴-靖江的经验与问题也将为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经济地理学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制度差异显著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下,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系统地梳理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的关系发现,经济地理学与制度在历史上存在先分离后融合的情况,并且目前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研究结合态势不容乐观,制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时间维度、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理论应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建构的方向：1）以系统论、层级观为指导,注重构建制度的层级结构;2）以反还原论为基础,寻求方法论的突破;3）借助演化的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在制度系统中的作用;4）加强对各空间尺度的制度研究;5）注重工具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协作式环境管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应用——以跨界河治理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自治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

空间规划通过协调区域活动,合理地利用空间,辅助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事务的治理。印尼的空间规划由总统制定、落实,它体现着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愿景和任务。当国家治理结构改变时,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随之改变。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是2001年以来印尼政府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相关规划法律条文和文献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政策交叉现象和空间规划违规行为等。此外,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对空间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系统的管理增加了区域收入,以支持空间规划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开始优先聘用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员,制定更加有效的空间规划政策;最后,各地区加强了对空间规划违规者的执法力度,增强了区域间团结意识,从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仍存在着大量的博弈和冲突,应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保障地方对地方相关事务决策时的参与权,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的机制,提高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问题及对策探讨

分析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现状,针对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存在的缺乏整体旅游规划、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旅游合作缺乏利益补偿机制等问题,提出加强旅游各要素整合、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整合作用等对策,建议构建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竞合模式,加大政府间区域合作的力度,发挥旅游中介组织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协调作用,完善与创新长三角区域企业的市场、产品、管理等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     

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