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升级的测度与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社会升级是指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并保障和改善其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的过程,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研究出现的一个新兴方向。针对国内地理学聚焦于经济升级、缺乏关注社会升级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测度社会升级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量模型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升级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中国社会升级指数从0.358增长至0.445;② 东部地区是社会升级的主要区域,其中又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为核心升级区;③ 社会升级在全国整体和地区尺度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省际发展分化速率得到一定缓解,中西部省份逐步追赶东部省份,重庆的发展引人注目,但东部沿海仍是带动中国社会升级的主导区;④ 经济发展、产业创新、经济全球化、劳动力技能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区域社会升级,反映了社会升级受全球和地方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快速并非一定带来社会升级,促进社会升级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为在宏观层面分析社会升级提供了量化方法,对促进认识社会升级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起到补充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的建议以及未来研究启示。     

珠三角城市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2006―2019年珠三角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影响作用。     

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经济全球化变革下的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角色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作用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和遵循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一直为1,且网络密度稳定在0.2~0.26之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较强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和一定的等级性,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各网络指标保持相对稳定。② 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4个板块,其中以西部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掌控和支配作用更大,且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③ 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金融科技和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造成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其贡献超过了90%。     

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模式——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

大型活动是城市更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经济具有极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以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案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分析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过程中居民的社会交换关系,构建“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6个变量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构建的合理性,验证了上海居民对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① 对政府的信任与未来结果考虑对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向影响其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也正向影响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② 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和支持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对支持态度具有负向影响,但未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③ 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间的中介效应未获得支持。本文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持续健康发展、上海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广泛融合,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本文对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热点研究领域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影响深远的变革后,研究领域和主题逐步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本文综述了8个热点研究领域,包括区域与地方发展、经济全球化、产业地理、劳动力地理、创新与创意地理、消费地理、环境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经济地理学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最后总结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特点。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战略耦合影响下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及测度

现有研究已经初步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战略耦合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但战略耦合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仍缺少量化测度。为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维度构建战略耦合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模式分析框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初步定量实证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各城市均发生了产业升级,同时也存在地理尺度上的分异。其中,深圳表现出最优的区域整体升级,广州和珠海偏向于次优的企业升级,而东莞接近于产业结构升级,内卷化现象在珠三角城市尚未明显发生。② 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显著影响产业升级进程,其中工业生产对港澳台资的依赖程度和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生显著改变,成为区域发展路径的转折点。越依附于港澳台资和其他一般外资进行生产的地区升级越慢,但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越高的区域则升级更加明显,而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对于升级的促进作用消失。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化下的产业升级理论,同时也是对关系经济地理学定量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关系经济地理的研究脉络与中国实践理论创新

关系经济地理学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当前国内研究对该流派中的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较为熟悉,但是对流派本身的认识不足。本文全面回顾了该流派的缘起、孕育、成型和深化拓展的历程,对存在问题展开评述。主要得到三个结论：① 关系经济地理有鲜明的地理学科特色,是全球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是提升经济地理学科地位的重要支撑。② 关系经济地理当前的理论模型存在体系复杂、变量过多的问题,同时核心解释变量缺乏完整的理论推导逻辑,依然需要靠案例来完善实证,而无法定量测度。③ 当前学者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修补与创新,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本文为此评述了两个系列的研究,评述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国际化,对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有着积极的科学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论全球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动嵌入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地理学家基本上都承认这种趋势正在对地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对具体影响还缺少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外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借用社会经济学的思想和概念来为全球化下地区的作用来辩护。本文继承了这种学术思路,利用“嵌入”的思想建立了“被动嵌入”模型,来反映外资与地方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被动嵌入”模型表明,全球化是依赖于地方制度环境的一个过程,离开地区谈全球化是一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地区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益处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     

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

贸易网络研究起源于复杂网络科学,其研究问题属于经济地理学全球化关注范畴。然而,关系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全球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样借鉴社会网络和网络科学的思想,几乎没有参与到贸易网络的研究和对话中。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从介绍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入手,阐述关系经济的网络范式来源、过程与研究成果,并梳理现有贸易网络研究的进展,分析现阶段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思潮与贸易网络的区别,重新思考经济地理在关系视角下,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贸易网络的讨论中。主要结论如下：① 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仅仅借用社会网络研究小部分概念,重视在整体网络空间中行动者的嵌入性,几乎不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及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② 贸易网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间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性质,而关系经济地理普遍从企业出发研究贸易流动背后的生产网络,其理论基础难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③ 关系经济地理的贸易网络研究应该重视全球集群网络理论的运用,重新思考网络概念的经济地理学基础和多维网络相互耦合关系研究等问题。论文有助于推动关系经济地理学学者如何借助学科理论基础参与到贸易网络国际化研究中,对探讨现阶段经济地理理论应用和新方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