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化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和SPOT-VEGETATION逐旬NDVI数据构建人居指数,模拟武汉市2000,2012年人口空间分布。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分析2000—2012年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估算方法可快速准确模拟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向武汉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具有"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3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武昌、硚口、江汉、江岸等中心区,"低-高"类型区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分布的"高-高"类型区扩大,表明武汉市人口在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过程中远城区也形成了相应的人口集聚中心。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研究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线上交易推动着线下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快递自提点应运而生,成为地理学多维视角下新的研究关注点。论文基于武汉市13个市辖区的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站点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探析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组织形式、区位选址、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菜鸟驿站和邮政站点各自的依托方式和服务对象存在巨大差异,二者虽为竞争关系,却能达到优势互补;② 80%的快递自提点出现在距离社区出入口200 m以内的范围,菜鸟站点较邮政站点更邻近社区;③ 受城市人口分布、用地类型、居民购买力等因素的影响,快递自提点空间分布不均衡,沿“东北—西南”轴线呈对称分布并延伸,密度自内圈向外圈呈跳跃式递减;④ 快递自提点在城市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中心热点区”,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区离散,形成“边缘冷点区”,整体呈现“隔江‘2+3’五核集聚模式”,由菜鸟驿站的分布所主导;⑤ 快递自提点的分布与居民用地重合度高,但其数量在边缘居民区仍匮乏,其数量与各市辖区的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呈正相关。最后,论文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环境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机制

环境犯罪已成为涉案价值较大的世界第四大犯罪类型,对地球生态、社会等均产生深远影响,但当前关于国内各类环境犯罪的宏观空间特征与机制仍不明确.该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数据,对2014-2019年中国环境犯罪的省域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4-2019年中国环境犯罪案件总量持续快速上升,主导类型为与林木、农用地相关的犯罪,且呈东多西少、云桂高发的稳定空间格局;2)2019年七大类及其子类(如盗伐、滥伐林木)环境犯罪的空间分布存在很大差异,凸显了进行环境犯罪分类型深入研究的必要性;3)根据省域首要环境犯罪类型,中国内地31省域可划分为6种类型,其中南方省域的首要环境犯罪普遍与林木、水产品相关,而北方省域则多与农用地、野生动物相关;4)提出解释环境犯罪空间分布的一般性框架,即"棱锥型"作用机制,涉及自然资源禀赋、地区产业结构、消费市场需求、跨区域犯罪组织、环境立法与监管五大因素.最后,探讨了未来环境犯罪研究与治理中需注意和思考的关键性问题.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和2005—2019年人口变化数据,判定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对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探索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① 空间上,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以长白山、三江平原、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等地区为代表的“陆上边缘”地区;时间上,收缩中心呈现出明显向北移动的态势,与之相对的扩张中心呈现出向南移动的态势,并且收缩城市进一步集聚;② 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多元线性回归与随机森林回归结果都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收缩城市形成起了主要作用;③ 随机森林回归的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高,其结果显示人均GDP对收缩强度的影响程度最大,随后依次为失业率、科学教育事业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且这4个影响因素中仅失业率对收缩起促进作用,其余3个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抑制收缩城市的形成。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theft crimes and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Haining,Zhejiang北大核心CSCD

新冠疫情的爆发会对区域内犯罪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显著改变了犯罪空间分布格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论文选择始终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浙江海宁市中心城区,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2018年2月—2021年7月城市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区内盗窃犯罪月均数量较疫情前降幅达53%,并持续在100~200起之间波动,而其日内分布模式却没有明显变化;(2)2020年2月—2021年7月,研究区内盗窃犯罪热点较疫情前有明显减弱、减少,且其犯罪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3)针对疫情前的12个典型犯罪热点区域,其月均犯罪数量在疫情后的降幅在52%~78%之间,其分季度的时间演变模式存在明显差异;(4)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罪三角理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有7类具体措施可对各区域的犯罪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犯罪空间演变规律和制定科学的犯罪防控策略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

当前中国假药犯罪态势异常严峻，地理学在此领域尚未涉及，但社会对其防控有迫切需求。论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的数据挖掘，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改进的k-medoids聚类算法等方法，探究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发现：(1)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具有2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第一阶段该类犯罪的数量上升且“城际差异”扩大(2014—2015年)，而第二阶段该犯罪的数量减少但“城际差异”缩小(2016年后)。(2)在空间分布上，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已由单核或双核(上海、深圳和广州等)的“聚拢分布”形态演变为多核的“扩散分布”形态，并且形成了较明显的“人字形”带状分布格局(如沿福建、浙江、江苏北上后，再向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等地蔓延扩散)。(3)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空间自相关显著，且存在不稳定的空间聚集现象，即高高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发生了迁移扩散(出现了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朝北部、中部方向集聚的特征)。(4)在市尺度上，可将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地域类型划分为上升型、下降型、波动型和低位型4种，且各类的城市数量与分布均存在明显差异。如上升型城市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下降型城市主要...     

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

本义利用中原某县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道路图、社区人口统计资料,以及10年的城区犯罪案例数据等,对该县城区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年份的犯罪数据进行了空间分析。对该县城区犯罪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该县城区的核心区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东关和西关较多,而边缘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②就所有犯罪案件在城区的空间分布看,犯罪密度空间分布具明显的分区特征,其中水口路、十字街和袁山市场是犯罪密度最高的区域;东关、西关以及城北新区是犯罪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边缘区的犯罪密度最低。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与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有关系;城市犯罪案件数与城市出行人数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城市犯罪空间分布模型,可以模拟与预测城市犯罪未来空间分布,从而使公安部门及时准确地作出防范措施。     

河流与城镇体系结构形成的关联特征及空间表现

基于相互作用视角分析了河流与城镇体系结构形成的关联特征及空间表现。河流作为重要自然要素,与城镇体系结构的形成演变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并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数量结构来看,城镇依河流呈非均衡集中分布格局;2规模结构方面,城镇对河流依赖随规模递增而增强,且大城市分布与河流等级、区位密切相关;3职能结构方面,沿河城镇职能具有河流属性特征,且区域中心城市或综合性城市多沿河分布;4空间结构方面,河流引导沿岸城镇空间布局分异,改变中心地空间布局理论结构,且引导沿岸城镇空间体系呈现出点—轴、双核等结构模式。     

城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和美团网评分数据,分析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 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和虹口区的交界处形成了核心集聚分布区。② 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分布与高人口密度区、高房价地区、交通网络发达区、住宅小区、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契合度。③ 人口密度、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写字楼距离、连锁情况和房价水平等6个变量是影响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影响最大,房价水平和写字楼距离其次,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和连锁情况最小,房价水平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分析影响机理,以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目标。     

土地利用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分异模式：以H市为例

选取H市中心城区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地理加权泊松回归GWPR模型,探讨不同性质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各类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位于中心区外围的传统居住区和部分新建社区等居住用地对街头抢劫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对街头抢劫的影响总体上显著性不强,但与其中的商业设施点类型密切相关,独栋高层的商业综合体会使犯罪数量下降,而临街商铺形式的商业设施点则是犯罪高发区域;工业用地仅对老城区的街头抢劫产生正向影响;公园绿地总体上与街头抢劫案件呈负相关性,但城市开敞绿地多的地方案件数量也较多;交通设施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则受到交通设施、道路等级、路网形态的影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模式与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对每个功能分区根据其街头抢劫发生的主导因素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导则。     

基于多源数据的武汉市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

研究城市不同要素空间集聚水平与层级差异、明确城市各职能中心分布,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引导和规划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分别采用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 POI)、夜间灯光和路网3种数据,利用局部等值线树算法,识别武汉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 武汉不同城市要素的总体集聚水平不均衡,其中在汉阳集聚水平较低,在汉口和武昌集聚水平较高,特别是二环以内区域;② 武汉中央活动区发展比较均衡,内部各城市要素高度集聚,随着向外扩展,部分城市要素易于在局部集聚形成城市中心;③ 结合武汉圈层发展布局,城市中心沿环线的“商-住-工”职能分布模式逐步确立,其中内环以及二环区域已形成稳定的商服中心;二环附近综合组团内部出现了较具代表性的居住中心;三环外的沌口和武钢主导发展工业,是典型的工业中心。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模式

不同职能类型商业中心识别对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意义。与传统识别方法相比,大数据的分析更为精确和便捷。本文以广州市核心区59125条城市热点(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统计分析、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的边界,探索其商业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商业结构呈现明显双核集聚式分布,传统的越秀分区与现代的天河分区构成当前广州市商业空间的双中心;②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其中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在越秀区,商务与金融中心在天河区,休闲娱乐中心呈现分散集聚式特征;③广州市商业结构的空间模式是“圈层+组团”式分布,其中,生活、公共服务、商务职能集中分布于内圈层,娱乐休闲职能呈组团状镶嵌于各圈层中。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空间演进及内在关联性测度——基于武汉市夜间灯光数据

大都市城乡融合区时空演变及其内在空间关联性研究对避免城市低效蔓延式发展、实现空间结构协同和精明增长有重大意义。论文以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为研究对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强度表征都市要素配置及运行效率和效益,利用引力模型测度2016—2018年各城乡融合区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各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势能时空演变趋势和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面积在2016—2018年间扩大了28.10%,小斑块区域逐渐整合,区域发展连续性增强,总体向西北方向扩展最为显著;②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整体上趋向“多中心”分布,这一过程源于各城乡融合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规模和交通通达性变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武汉临空经济区等在此过程中是各城乡融合区的区域发展引擎;③ 武汉市城乡融合区空间联系强度整体上逐年上升,空间联系整体格局从武洪区和江夏区的“大小中心”结构过渡到江夏区—武洪区—蔡汉区—江黄区—江硚东区的“外围圈层式”结构,但洪山区和江夏区作为武汉市城乡融合区中心区域,未能形成多方向空间辐射力和吸引力,对其他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④ 各城乡融合区社会经济区位度变化显示,现行武汉市都市发展区规划实施成效在北部、西部和东北部城乡融合区较为显著。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cale effec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bars in Xi’an City北大核心CSCD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文娱体验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实际需求的重要指标。科学认知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是提高消费者文娱体验质量和促进文化娱乐业优化布局的迫切需求。论文基于美团评论数据和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以西安市酒吧为例,将体验分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不同尺度上文娱体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结果表明：(1)西安市高体验水平的酒吧主要分布在莲湖区和碑林区;雁塔区的酒吧分布数量多,但其体验水平较低。(2)商户属性、交通条件、商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共同影响文娱体验的空间分布,但在不同尺度上,其影响强度和作用范围具有差异性。(3)市域尺度上,消费单价对城市北部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负向影响最显著;格网尺度上,店铺评分、评论人数和到酒店的距离对城市西南地区物理体验和情感体验的正向影响最强。(4)文娱体验的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评论人数、到商业区的距离以及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对体验的作用尺度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空间布局优化和消费者决策提供参考。     

新冠疫情下城市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通过数据实证分析COVID-19期间武汉市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配置特征,构建武汉市疫情暴发期间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体系,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等方法对武汉市应急医疗资源配置进行评价,提出其空间配置中的不足。研究发现,COVID-19暴发期间武汉的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以核心城区为主,开放床位多集中在传统城市中心地区,周边地区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上仍有不足;应急医疗设施的配置存在较大的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且综合可达性较差,可服务的研究单元较为局限,应急设施的就医可达性由城市中心从内向外依次降低。     

Evolving Spatial Form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ina

Much of th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y of urban transition have been based on an arbitrary division of production space into city and countryside. Despite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rban-rural relations, controversi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phenomenon remain unresolved. This case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nalyzes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e geographic extent and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a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ocated outside and between major metropolitan centers. This zone has been the spatial focu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most of its population remains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agricultural.” The peri-urban zone was initially left behind by the central cities in terms of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After a decade of postreform development, this zone has moved ahead of the central cities and become the region’s main destination for in-migra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growth of the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central cities has absorb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increased urban population, but it has not brought about a red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ce of a backward economy in the periphery. Theoretical questions are raised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f several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l of urban transition.     

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长春市公安局提供的警区层面的犯罪数据,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财产犯罪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呈现出城市中心高而外围低的圈层式空间模式。通过对犯罪高发区域的用地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发现,长春市主要商业区和主要客运交通枢纽所在警区均具有较高的财产犯罪率。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判定出长春市财产犯罪的热点地区,从统计学意义上验证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集聚性,进而推测这些区域可能存在犯罪扩散和溢出效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通过回归建模分析,探讨了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同人口、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各因子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发现长春市财产犯罪率受到人口密度、就业活跃度、商业区、服务业活跃度、客运枢纽和年轻人口比例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日常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但需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