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分析与评价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地理特征与展望

围绕全国、省市和“一带一路”三个空间层面,对1990-2012年中国客运交通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全国层面上,公路是碳排放总量最大的运输方式,其次是航空,而铁路和水运的碳排放较低且保持稳定;② 在省市层面上,交通碳排放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并且空间分布越来越集中在东部省份;③ “一带一路”的主要城市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的沿线城市表现出较低的交通碳排放,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沿线的港口城市的交通碳排放较高,而且都以公路碳排放为主。未来在满足和控制交通需求的同时,有必要发展以铁路和公共交通为主的低碳交通模式,替代目前以公路为主的交通模式。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特征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各县域(市、旗、区)单元为基本单元,以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3年统计年鉴的相关县域数据为数据源,结合钱纳里经济发展理论、空间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县域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整体上经历了"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发展趋势,其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性县域单元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偏远和资源贫乏区域,对周边县域有较明显的辐射和联动效应。(2)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冷点和热点集聚区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的过程,形成了资源富集区域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区。(3)县域经济增长以空间正关联为主,HH类型有减小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4)通过因子加权回归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次产业总值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它3个因子对其经济发展和空间格局分布亦有显著相关性,各因子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的显著性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采用交通网络维数法、相关系数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法等定量统计方法,系统分析了自1998-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交通运输投资额、交通网络发育程度、交通运输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交通运输投资额总体呈增长趋势,交通网络密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交通网络发育程度不高,但增长发育速度较快,道路密度和网络维数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公路网的通达性水平及增速明显优于铁路网;交通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时滞长度为两年左右,但各省区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不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体现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尚处薄弱阶段。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为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可加速经济要素跨国流动,促进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19年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贸易社团及节点中心性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和扩散性,且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两极分化较为显著;2）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特征,德国、中国、美国、荷兰处于核心圈层,是贸易网络的枢纽;3）贸易网络可划分为1个北美社团、1个以东亚国家为主的社团和3个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社团,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连续性特征,各社团内部贸易联系密切,中国是所属社团的核心;4）贸易网络呈现出枢纽辐射式和全连通式共存的结构,强度中心性呈嵌入式的单元格局,接近中心性呈集中连片区块状分布特征,中介中心性的极化现象较为明显。     

“一带一路”若干区域社会发展态势大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政策,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态势,对确保该倡议的稳步推进与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为此,论文将GDELT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近5 a的英文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与监督方法(Labeled LDA)挖掘新闻数据中蕴含的主题,构建社会稳定度模型,分析各国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不均衡,可划分为4类,即稳定型,如阿曼、越南等;较稳定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较高风险型,如科威特、约旦、巴基斯坦、缅甸;高风险型,如叙利亚、阿富汗等。② 通过新闻主题时空挖掘,可有效发现热点区域,例如论文发现安集延对中亚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③ 利用监督主题模型,能够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识别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现其社会安全风险及变化趋势。采用论文方法可有效挖掘新闻事件时空变化规律,发现各国潜在风险,支撑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的实时动态监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与对策——基于LASSO的变量筛选

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两大体系融合的背景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着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众多，采用LASSO方法从可能影响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政府制度、教育科技、医疗卫生、金融发展、人民生活、人口就业、民族文化、资源环境、能源消耗以及兵团建设13个方面选取64个驱动因子进行量化分析，依据模型压缩系数实现指标精简。对各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从基础设施建设、兵地融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口援疆以及水资源利用方面给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中亚五国自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及碳排放影响研究

梳理1992—2018年中亚五国碳排放变化过程,运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模拟人均碳排放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基于中亚五国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研发投入、自华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技术溢出存量等指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探究碳排放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中亚五国碳排放先降后升,各国碳排放的变化率波动较大,其中哈萨克斯坦碳排放占中亚五国碳排放比重最大。（2） 就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拟合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言,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表现为倒N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五国表现为N型。（3） 中亚五国自华进口额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自华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合计约占自华进口总额的3.920%~10.976%,中亚五国整体及各国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均明显大于资本品技术溢出存量。（4） 在影响中亚五国碳排放的诸多因素中,人均GDP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上升1%,碳排放分别增加0.337%和0.343%,研发投入、交互项LnZJ_it×LnS_it（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的自然对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研发投入每增加1%,碳排放可减少约0.432%,在降低因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导致的碳排放方面,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的影响极小。     

Tracking embodied carbon flow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 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 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

为探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在蓄意攻击下的脆弱性变化情况,基于蓄意攻击下集装箱海运网络的地理空间联系变化和网络分裂过程,提出了集装箱海运网络崩溃临界点的识别方法,进而建立了集装箱海运网络脆弱性变化趋势和程度的量化方法,并利用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中港口和航线的统计数据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路”网络的蓄意攻击承受能力分别为4.21%和5.51%,说明2019年的“海上丝路”海运网络比2015年更加强壮,其相对变化率为30.88%;“海上丝路”网络脆弱性变化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港口层级结构的差异性减弱、关键港口备份机制日趋完备、东亚和东南亚与其他区域间的集装箱海运联系更加紧密等。最后,从持续保障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集装箱海运互联互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海上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的持续保障该网络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且本文的分析方法对其他运输网络脆弱性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可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英文）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旅游资源与 入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特征与差异

利用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旅游流质指数、空间一致性系数和二维矩阵等方法,定量比较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8个主要国家旅游资源丰度,入境旅游发展质量,以及旅游资源分布与入境旅游发展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与差异。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旅游资源数量与质量差异显著,正形成两极分化突出的格局,中西欧国家最优,中亚国家最弱,入境旅游发展质量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旅游资源资源分布与入境旅游发展质量,呈现较明显的弱协调性,旅游资源集聚具有较明显的国际旅游导向性,两者发生错位的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空间一致性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亚洲相对较好,中西欧次之,东欧最弱。为推进沿线国际旅游合作,提出如下建议：坚定“互联互通、平等包容和合作共赢”发展理念,成立国际旅游合作联盟,督促与落实相关战略部署与重点项目;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建立共享机制,提高国家间旅游合作一体化水平和协同发展程度;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界级旅游线路与旅游资源品牌,着力提升国际旅游发展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