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区域发展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研究

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劳动力视角下 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GPNs）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的影响,而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对郑州富士康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① 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特征,但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②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包括企业性质、用工模式、工资福利等）、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③ 促进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两个基本维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对劳动力作用的忽视,而且通过典型案例可以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实证经验支持。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研究

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及其区域效应是当今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及区域效应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区域发展进程的经济社会演化态势,并对中国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可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呈现了劳动力高强度集聚、长三角内迁移流动活跃、劳动力迁移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等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与此同时,长三角劳动力迁移流动对长三角各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人才密度、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将造成影响。在未来,经济社会演变对长三角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将产生新的影响。     

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与全球生产网络链接——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

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再现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维度的产业链接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度,运用三角坐标法分别考察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地方嵌入性和全球链接性,探讨学习和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链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黏性,尤其是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最为显著。其次,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存在异质性,其中技术类创意部门与文化类创意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文从知识分化视角出发对以上异质性进行了解释。最后,总结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地方—全球互动关系,为揭示中国大都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形成机理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分析。     

企业所有制与在华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

本研究从企业所有制角度探讨了在华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大样本企业数据的计量结果表明：（1）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外资企业效率高于内资企业,但是私人控股企业效率强于外资企业,也强于国有企业;从产业的角度,一些内资企业低于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产业通常也是国有资本比重较高的产业;（2）外资比重的上升可能提高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率,却不利于提高私人控股的合资企业生产率,确证了企业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差异,私营资本的生产效率不弱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与目前私营企业在获取种种资源上的弱势地位形成对比。因此,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改变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弱势地位,改变地方政府在引资过程中过于迷信外资的状况,积极为民营企业的建立、融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

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交易成本和转形(生产)成本较小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减小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的时空演变,发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空间布局一直呈扩散趋势,具有和区域政策变迁同步的3 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布局与区域政策关联较弱,集中在区域中心上海;② 集聚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的沪宁沿线城市集聚;③ 网络化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早期集聚的区域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向长三角的边缘区扩散.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布局机制存在差异,降低交易成本的区域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区域的集聚效应、科技水平历来受到重视,而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交通等传统要素成本对跨国公司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     

企业本地根植对城市出口产品结构动态的影响研究

城市如何实现新产品拓展,引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城市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类企业更能引领这一过程。论文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企业出口产品的动态演化为切入点,从企业本地市场地位、本地存续年限、政治嵌入3个维度拆解企业本地根植性,探讨哪类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并探讨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② 私营企业是中国城市新产品演化的主要引导者,但私企在东部以外区域作用不显著;③ 国有企业为城市引入新产品的平均数量最多,是其他类型企业的2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作用最稳健,在各区域以及各时间段均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④ 对于中国东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企和私企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⑤ 对于中、西和东北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低、本地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     

安伊高铁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协商、制度协调与区域发展（英文）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small but growing body of multi-sited and multi-scalar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focus on relations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 and present original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urkey, to show how the Istanbul-Ankara high-speed railway has served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ts construction was initially funded by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but it is now part of the backbone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Middle Corridor plan which enhances west-east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We show that in contrast t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he OECD that seek to remain footloos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 seek to adapt to, apprehend and ultimately shape local institutions. In the case of Turkey this proved difficult given its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us, while the railway project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by a consortium led by a Chinese SOE, Turkey's dynamic and complex regulatory environment discourages Chinese SOEs in the infrastructure sector. We conclude that the Turkish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are currently pursuing complementary territorial visions yet their cooperation is project-based and pragmatic.     

中国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金属制品业为例

新企业是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金属制品业为例,发现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的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随后建立“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考察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突出企业效率在这些因素作用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外向型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低效率的新企业只是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高效率的新企业还能兼顾劳动力的高质量。② 区域市场潜力大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③ 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地方化经济对新企业成立无显著影响,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     

Incorporating the Istanbul-Ankara high-speed railway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gotiation,institutional align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small but growing body of multi-sited and multi-scalar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We focus on relations at the national,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s,and present original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urkey,to show how the Istanbul-Ankara high-speed railway has served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Its construction was initially funded by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but it is now part of the backbone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Middle Corridor plan which enhances west-east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We show that in contrast t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he OECD that seek to remain footloose,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seek to adapt to,apprehend and ultimately shape local in-stitutions.In the case of Turkey this proved difficult given its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Thus,while the railway project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by a consortium led by a Chinese SOE,Turkey's dynamic and complex regulatory environment discourages Chinese SOEs in the infrastructure sector.We conclude that the Turkish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are currently pursuing complementary territorial visions yet their cooperation is project-based and pragmatic.     

中国品牌的地区分布及其影响

品牌是企业产品的标记,其内涵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长期形成的一种价值契约,品牌价值反映了企业的某一产品的市场地位、竞争力及其发展的优势,品牌的价值和市场成绩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将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利用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推出的2004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中的相关品牌价值的数据,并结合各省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运用经济地理的空间分析方法,以省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分析了我国500强品牌的数量和品牌价值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和今后的演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基于微观竞争主体竞争能力的区域竞争力的演变趋势,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化。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

当前主流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将企业知识与技术逻辑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具有知识与技术决定论倾向。本文基于中国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知识与非知识特征方面的差异,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等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关系,试图说明企业知识与非知识特征都会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产生影响,从而超越主流范式。本文研究结果表明：① 就区域技术关联性分化而言,外资企业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民营企业越多的地区发展出更多路径依赖型新产业。② 综合考虑技术关联性分化与技术复杂度分化后,外资企业尽管有助于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突破,但路径突破型新产业的技术复杂度往往低于所在城市平均水平。国有企业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更高的路径依赖型新产业,而民营企业利用现有知识与技术发展技术复杂度相对变低的路径依赖型新产业。③ 当然,本文也发现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推动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性提高型产业分化。④ 最后,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路径突破型产业升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路径依赖型产业降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结论可对中国区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一定参考。     

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作用——以1973～1988年我国九省市国营工业为例

本文以1973～1988年我国九省市国营工业为例,运用生产函数对不同省区国营工业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进步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进行比较分析.     

1980年以来中国棉花生产向新疆集中的主要原因

1980年以来中国棉花生产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空间上逐步向新疆集中,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新疆地区耕地的扩张,也强化了新疆地区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地域功能,同时还加速了该地区的荒漠化进程。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区域尺度,关注棉花生产对当地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区域棉花产业的优势与发展战略,对生产格局变化的成因还缺乏清晰认识。本文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通过比较全国主要植棉省市棉花生产中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差异,来探讨这一现象的成因。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棉花生产向新疆集中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对于判断中国棉花生产格局变化的未来趋势以及其他农产品生产格局变化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