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旅游流空间扩散方向及路径

借用万有引力模型分析四川省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情况,根据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可确定旅 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后的主要空间扩散方向为西北(成都—都江堰市)、西南(成都—乐山市)和东北 (成都—德阳—绵阳)三个方向,以此为基础,结合游客流向抽样调查资料,将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路径归纳为 14 条。文章还对不同细分流的空间扩散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基于交通网络的湖南旅游流空间集聚与扩散测度研究

测度旅游流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常规方法需要旅游流流向数据,这类数据获取困难且可信度难以保证,空间数据分析是缓解该难题的可选方法。1999—2011年湖南地级旅游流空间集聚的探索性分析表明,旅游流在近10年来显著地向长株潭地区集聚并以其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但湘西地区接受扩散效应的能力还比较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空中交通网络对旅游流集聚与扩散的贡献度非常大。因此,湖南需要从3个方面着力优化大湘西快速交通网络,充分利用旅游流的空间扩散效应,在旅游资源富集的大湘西地区形成旅游产业集群。     

都市区国内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中国国内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分析

从空间场效应的角度采用因子分析法,利用1999-2003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国内旅游流的产生、分配、集聚、扩散的基本特征以及旅游流空间网络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经济是旅游流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旅游资源是旅游流空间分配的主要驱动力; 目前国内已形成4大旅游流产生地和5大旅游流集聚地;(2)旅游集聚场与扩散场的等级结构受市场原则作用,表现为K=3序列的空间模式;(3)旅游集聚场地域结构呈"U"型特征,而旅游扩散场呈"三级阶梯"状格局;(4)β、γ指数揭示旅游流空间网络相关性较差。今后加快长江、黄河流域旅游带以及南部沿海、北部沿海和东北旅游区等"二带三区"的旅游网络化建设,是我国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区域,是实现旅游流空间流向合理调整与流量结构优化的关键。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以福建省为例

本研究以西进参与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的2980家乡村台企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揭示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研究发现：① 国际经济形势和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变化促成了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台商“西进”的高密度聚集区,以及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中密度聚集区;② 在企业内部因素的主导下,台商“西进”轨迹呈现近“S”形增长态势,并形成以沿海福州和厦门城市群的郊区县（市）为核心,向内陆地区扩展扩散的格局;③ 空间扩散路径模拟显示,当前台商“西进”已达到数量扩散的阈值,未来台商“西进”路径将由反“E”字型向“日”字形转变,沿海地区仍是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为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2002—2014年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以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地带内、地带间以及总体地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且地带间差异程度呈现出由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中部地带,逐渐演化为中部地带东部地带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对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小;中部次之,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大;东部最小且贡献程度也逐渐缩小。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平均贡献程度最大,但贡献率不断缩小,而地带间贡献率不断增大。3 2002—2004年以及2006—2007年吉林省东中西三大地带国内旅游经济收敛性逐渐趋同,2004—2006年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之间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而2007—2014年地带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逐渐缩小。4吉林省旅游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由于地理临近效应发挥,形成了四平—辽源旅游经济组团、白城—松原旅游经济组团以及通化—白山旅游经济组团。并且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路径锁定效应,区域旅游的异军突起可以形成路径创造效应。     

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特征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联系日益增强，“H”字型空间发展骨架凸显。高铁的开通加强了重庆主城和成都之间的旅游流互动，行政壁垒现象明显；成渝城市群旅游流在空间上呈现出以重庆主城、成都为核心的“轴-辐”空间组织模式，高铁进一步强化了两大核心的空间辐射能力；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性，高铁沿线地区旅游流联系更为密切，高铁增强了高铁沿线与非沿线地区之间的旅游流联系；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差异呈扩大态势，高铁沿线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在旅游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中国本土快餐业空间扩散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快餐直营店的空间扩散是十分常见的经济现象,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本土快餐企业老乡鸡直营店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总结了老乡鸡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扩散模式与集聚特征,进而分析了老乡鸡空间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年创立品牌至今,老乡鸡由合肥市的快餐企业发展为中国本土快餐业榜首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采取了深耕式、传染式、等级式及复合式等不同的空间扩散模式,空间扩散模式与路径转变的次序性内生于企业规模的演化;（2）老乡鸡门店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伴随着不同阶段扩散模式的多样化而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一般控制在200 km范围内,已由初期仅在合肥市内的单中心集聚向在安徽省内集聚转变,在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扩散布局的态势十分明显;（3）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有门店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老乡鸡的空间扩散。在进入复合式扩散后,空间距离在老乡鸡空间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效应分析——以向陕西扩散为例

长三角地区是陕西省入境旅游发展重要的"二手"客源地之一,2007年陕西接待的入境游客中有32.63%是从长三角地区扩散转移而来。通过分析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陕西的扩散对陕西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两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滞后影响效应,认为入境旅游流的扩散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两地区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是持续的,对滞后1期和2期仍产生影响,但效应逐渐减弱。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旅游流空间模式的基本理论及问题辨析

通过文献分析法,将旅游流空间模式基本理论梳理为圈层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并对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给予凝视和批判式思考,以期从理论意义上深化旅游流基本问题的建构.6大问题为:[1]旅游者个体旅行行为和旅游流的社会群体行为相混淆的问题;[2]多数研究存在"二元陷阱"现象,将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割裂分别研究;[3]大多数研究往往将区域界定为仅具有出游(旅游客源地)或入游(旅游目的地)职能,这同"现实中许多区域在不同程度上既是客源地,又是目的地"相矛盾:[4]尚未辨析区域内部流和区域间流的辨证关系和各自旅游意义,部分研究甚至将区域内部流叠加到区域尺度上的旅游系统分析中;[5]旅游流空间扩散的方向性倾向仍侧重定量描述,方向性倾向的基本指向及其指向类型仍需科学的界定;⑥国内现有研究较少从动态机制上驻足空间扩散,特别是多目的地旅行行为.     

1936年以来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特征研究

城市交通网络的发展是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表征和驱动力。以1936—2015年间6个代表性年份的城市交通地图为数据源,提取相应年份南京城市轴线图,利用基于空间句法的整合度、城市扩张强度（SS-EII）和智能度指数,分析1936年以来南京城市空间扩展趋势和特征,划分演化阶段,并分析城市加速扩张阶段的空间扩展质量。结果表明：① 南京城市空间扩展大体经历了滞缓（1936—1971年）、复兴（1971—1982年）和加速（1982—2015年）三个阶段,逐渐突破老城区,向西南、东北、南部和西北实现全方位空间扩展,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② 加速阶段空间扩展质量总体较高,交通网络建设逐渐与用地扩张相协调,并开始引导城市空间多中心扩散,但各中心间有机联系不足,导致城市空间整体性和空间效率有所降低。③ 应进一步加强多中心间的交通联系,促进人口、经济有机疏散,并提高城市空间整体性。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乌鲁木齐集聚扩散的空间分析

城市的集聚扩散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等，其中实质性的是经济的集聚和扩散。集聚扩散的强度与距中心城市的远近有关，距离越远，强度越小。集聚扩散的方式主要通过人口流、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来实现。基于大量的调查资料，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乌鲁木齐的空间集聚扩散的范围和强度做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时空二元视角的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地域结构——以丝路东段典型区为例

引入空间场理论,应用SPSS、ArcGIS等软件对入境旅游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定量测算,在合理划定中国典型入境旅游区域的基础上,从时空二元视角,对1993~2008年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场强、位势、地域结构的变迁历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流空间场总体呈现不断壮大的发展态势;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属性强于其入境旅游中转地属性;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聚空间场和扩散空间场的地域差异性与等级性均十分显著;入境旅游流集散的空间相互作用受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而入境旅游流转移的中长尺度空间规律性,则是等级扩散的作用使然;入境旅游流集聚和扩散的根本动力机制源于流空间的天然运动属性和旅游流空间场的客观存在;引导和调控入境旅游流集散的关键在于对旅游流天然运动属性的认可,对旅游流空间场的正确疏导,以及对旅游流空间场作用规律的准确把握与恰当运用。以空间场理论从时空二元视角分析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时空地域结构分异规律,旨在揭示入境旅游流空间场和时空地域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为探索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典型案例。     

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以浙江省65个县域单元为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2004—2016年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关联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中心市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浙西和浙南等地。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考察其演化路径时不可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② 浙江省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每增长1%,将会带动邻近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分别增长0.192%和0.249%。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③ 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充分关注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特征,将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因素齐抓并举,方可实现县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南京市内部旅游客流空间测度与模拟

将传统分析方法与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建立空间数据模型,采用Surfer动态图,实态模拟南京旅游客流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发现:①南京市内部旅游流位序—规模分布非常典型。流量规模参数|q|大于1,但一直趋于减小,说明极化作用、不均衡发展仍是旅游流空间格局演变中主要特征。②南京市旅游流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1995~2005年间,全局Moran’sI指数有一定的波动,1995年Moran’sI最小,2001年后,全局Moran’sI快速扩大。城市内部旅游流空间关联程度逐渐增强,局域范围内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特征。Local Moran’sI显著性检验表明,南京旅游流在局域范围内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特征。“高高”象限由1995年4个增至2005年8个;“低高”象限由1995年2个增至2005年8个,而“高低”象限变化不明显。③通过R型和Q型因子分析,识别了4个重要的旅游集聚场和扩散场,但首级集聚场和扩散场强度非常大。首级核旅游吸引力具有较广的吸引范围,且吸引景区级别较高。其它3个核吸引范围呈现分片区特征。扩散场分布相对均衡且“大分散、小集聚”。④根据研究结果构建了南京城市内部旅游流空间变化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南京市内部旅游流空间变化模式呈现出空间层次性、动态变化性特征。旅游流空间分布呈现从少数旅游节点向多数旅游节点转变,旅游节点体系逐渐发育成熟。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分析及优化——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是旅游者在目的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移动轨迹,以典型旅游城市南京市为例,可总结出现有旅游流行为路径特征的弊端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旅游线路重组、旅游营销升级、旅游活动开展等策略实施空间行为路径优化,即:远距离客源由"单节点式"向"多节点式"路径转化;邻省客源由"线形旅游"向"环形旅游"路径转化;省内客源由"链式旅游"向"轴线辐射形旅游"路径转化;城市原住民由"单节点式"向"基营式旅游"路径转化。通过对旅游流空间行为路径的科学引导促进城市旅游的全面、健康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