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市圈产业效率演化及空间差异分析

都市圈是具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其内部产业效率状态是城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南京都市圈内六市四县以及巢湖市市区的产业效率进行分析和空间刻画,结果表明：南京都市圈内产业效率的市域差异,呈现由“中心式结构”向“双核式结构”的过渡趋势,整体产业效率走向相对均衡发展,其中产业效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状态;南京都市圈整体产业效率演化状态趋于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产业效率演化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南京都市圈内的产业效率与其经济实力存在强正相关,经济实力时空格局与南京都市圈产业效率演变的格局基本一致。     

都市圈规划与管理研究

都市圈作为一种创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为经济学界、规划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所关注。本文系统的讨论了都市圈的定义、特征及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都市圈的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等要素的研究概况,分析了都市圈规划与管理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探讨都市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进展

都市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同时亦是国家旅游创新发展的战略平台,汇聚了传统的旅游发展要素和新兴的旅游发展要素,旅游产业体系完备、规模庞大。都市圈旅游发展对国家和世界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现有的都市圈旅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都市圈旅游发展背景研究、发展模式与战略研究、空间研究、合作与竞争研究以及旅游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等方面,对都市圈旅游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现有研究成果基于传统资源观研究较多,新范式研究探索较少;传统旅游发展要素研究较多,新兴旅游发展要素研究较少;单体城市旅游研究较多,都市圈有机体旅游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体系,难以适应都市圈旅游发展的需要,有碍都市圈旅游发展规律的探索。研究认为,根据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围绕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的科学问题,应该重点开展都市圈旅游发展的国际典型模式、中国都市圈旅游发展过程-结构-机制的理论体系和都市圈旅游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等领域的研究;加强都市圈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新、重大工程、重大节事的都市圈旅游发展效应、都市圈旅游发展的生态过程和都市圈旅游发展竞争与合作等专题研究。注重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的空间系统识别、研究数据采集和处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建立都市圈旅游发展研究的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的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以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新时期广佛都市圈工业空间拓展的基础条件探析

回顾广佛都市圈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采用工业发展区位商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对其工业类型、工业企业规模和工业行业等分析工业空间拓展基础条件,由此把握圈域内的工业体系结构与空间布局的现状特点,提出了新发展背景下工业空间拓展的新路向.     

东京都市圈人口变迁与产业重构特征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功能地域形态,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论文以东京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借助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人口净迁入率、产业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等指标,系统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集疏格局演化、人口流动时空变迁以及产业结构转换和空间重组特征。研究表明,从人口集疏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逐渐从“孤岛式集聚”走向“连绵式展开”,但核心辐射范围仍集中于50 km半径内,此外,DID人口集聚趋势持续强化。从人口流动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始终表现出强大的人口集聚态势,成为日本人口困境中的一枝独秀,内部大规模郊区化基本结束,“都心回归”趋势明显。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东京都市圈三产比重持续上升、二产比重大幅下滑、第一产业持续萎缩,已逐步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从产业空间重组来看,东京都市圈逐步形成梯度发展、阶层趋于固化的产业空间结构,服务业和高附加值轻工业中心集聚,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外围布局。     

基于TOPSIS法的都市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绩效评价——以西安都市圈为例（英文）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能、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都市圈的乡村产业尤其是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动都市圈城乡融合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都市圈乡村产业发展目标,构建包括产业发展、产业融合、乡村建设与农民生活四个方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TOPSIS方法,对西安都市圈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西安都市圈乡村特色产业总体发展绩效处于中等水平,在“三产”融合层面的发展绩效相对较好,有一定的产业链延伸以及产业功能的拓展,并且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然而,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带动乡村社会的发展。空间上,西安都市圈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呈现出由核心圈向外围圈递减的圈层式分布特征。类型上,不同类型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类产业的短板各不相同。基于此,提出区域特色产业协同化发展、类型化发展的关键路径。     

武广高速铁路对耒阳市产业转型的影响

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耒阳市产业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高速铁路这一新型交通因素为切入点,分析武广高铁对耒阳市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以Hr-PCDL模型为基础探讨耒阳市产业转型应该优先选择的接续产业。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通达性、便捷性、高效性改变了耒阳市的产业发展环境;集聚效应、同城效应、开放效应强化了耒阳市产业转型的动力;产业整体布局、战略定位与区际联系的优化明晰了耒阳市产业转型的路径;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现代农业以及轻工产业是耒阳市应该优先选择的接续产业;应通过关联互补与错位互补强化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合作,避免在产业转型中陷入新一轮的产业重构与恶性竞争。     

广州和深圳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研究

应用城市经济基础理论,计算广州和深圳1997、2001年两个年度区位商,对两市近年来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化作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广州的制造业实力有所增强,第三产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却有不同程度下降,总体上广州大部分行业仍具有比较优势;深圳的城市经济基础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优势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业.     

梅州市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对策

根据梅州市1949年以来的统计资料及相关调查,对梅州市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现状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由于全市产业结构层次低,演进缓慢,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素质不高、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产业素质偏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整体水平较低等原因,使得全市三大产业比例虽渐趋优化,但现状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结构不平衡.针对这一现状并结合梅州市产业发展特点,本文对梅州市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思路与对策.     

1952-2008年新疆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以1952-2008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新疆解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其与同期全国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52年以来,新疆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新疆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二产居于主导地位;新疆产业...     

区域建构：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

区域的社会建构议题较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既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也鲜有涉及具体城市政府的行动和策略。为此,文章采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作为弥补上述问题的文献空白。研究发现,佛山把区域身份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核心城市,从战略统一上确定了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行动方向。佛山与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形成不同尺度作用下的区域合作地域载体。表现为3个方面:1)在城市尺度上,佛山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地域载体,将松散的资源重新盘整,进一步提高统筹地区发展和聚集资源要素的能力,培育新的地方增长极以保持竞争优势。2)在区域尺度上,佛山与广西和贵州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地域载体,连接西南地区,把粤桂黔高铁经济合作带作为其经济腹地。3)在全球尺度上,佛山与德国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为地域载体,创造地方-全球尺度的连接渠道,嵌入全球的市场经济。佛山案例展示了区域作为不同尺度上多个行动者的节点汇合,如何把区域资产与国家和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而生产与再生产新国家空间。文章回应了新区域地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也回应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呼吁。在实践中为其他城市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简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空间分异研究

对Boarnet公式的经济权重进行修正,以经济增长变化对区域增长的贡献率代替绝对量值的变化,作为区域内经济空间增长的联系强度,并将其作为偏离-份额分析空间模型的空间权重。根据偏离-份额分析空间模型计算三次产业在2002—2005年和2006—2009年2个时段的要素量值变化,用ArcGIS 9.3分析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的空间变化特征。结构上看,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结构偏强,第二、三产业处于偏弱的态势;竞争力上看,京津冀地区第二产业竞争力呈现整体水平提升,第一、三产业竞争力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今后应继续保持对第一产业的结构调整力度,快速实现二、三产业结构效率的提升。加大投资和科技投入,保持第二产业竞争实力,逐步实现第一、三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与跨世纪产业结构调整*

《西藏自治区国土规划》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的跨世纪发展制订了宏伟的蓝图。在经济发展方面,《规划》重点突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的双重目标;提出了稳步发展第一产业,着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我们结合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资源背景和产业结构现状,详细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替与投资、科学技术、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目前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的财力及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规划中提出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双重目标的同步实现是较为困难的。建议西藏自治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稳步发展第一产业、有重点地发展以区内资源为依托的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